2021-02-03 09:34:27 重庆华图 https://cq.huatu.com/ 文章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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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儿童电影遇冷”
1.热点背景
“当我看到孩子们对电影《泰囧》中的成人情节哈哈大笑时，觉得很可悲。”曾任中国儿影厂文学部副主任、著名作家张之路日前谈及儿童电影现状，十分感叹：“中国不缺优秀儿童电影，只是这些电影进不了院线，孩子们根本看不到!”
“2009年至2010年的两年时间里，中国共拍摄制作了105部儿童片，去年更是达到了55部，”张之路说，显然我们不是没有儿童电影，甚至并不缺乏好的儿童电影，但是与观众见面的比例只能用“可怜”来形容。与国产儿童片没有档期相比，已经建立口碑的好莱坞儿童大片却是中国电影市场的常胜将军。像《哈利·波特》《狮子王》等影片在中国取得高票房。那么，为什么电影院不愿放映国产儿童电影?
2.观点看法
“《哈里-波特》实际上是一部以儿童为主人公的商业大片，”对此，张之路认为，《哈里-波特》场面宏大、特效绚丽，完全以商业片的模式运营。而中国儿童电影在产业化大潮下，还不能很好地进行市场运作，不具备赚钱的能力，而且普遍投资小，拿不出宣传费用，“国产大片如《建国大业》，总投资3000多万元，宣传费近千万。而儿童电影总投资额才一二百万，只能拿出几十万做宣传费，票房只能收回几十万，市场回报不理想，甚至会赔得很惨。这就导致了很多的儿童电影在电影院只能是‘一日游’，像去年田亮拍的《跑出一片天》，虽然有杨幂等明星客串，但上映的时间仍然很短。”
观众很少买票看，学校不组织进影院。“院线少是一方面，同时家长还没有养成让孩子进电影院观影的习惯是另一重要原因。”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会长侯克朋认为，“大多数孩子看儿童片都是通过电视、DVD、或者是网上下载，那么就形成儿童观众少，电影院自然就把目标锁定于成年人，而没有开辟儿童剧专场。因此，我们在鼓励创作出更好作品的同时，还需要一个良好的观影习惯。否则，即使我们有大量的好作品，得不到放映，也无法推进儿童片的发展。”
“目前电影院的主流观众是18至38岁的观众，这些人不可能去看儿童电影。”原儿影厂厂长江平指出，观众没有养成买票看儿童片的习惯，也是造成儿童电影进不了院线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学校出于安全因素及怕被冠以乱收费的考虑，也不再组织学生包场看电影，开封有个学校校长就是因为组织学生看电影受到了处分。”
现在学校不组织学生进电影院看电影了，电影院又认为这些儿童电影没市场没票房，投资人觉得不赚钱，更不敢拍。
儿童片题材太窄，呼唤更多好题材作品。“投资人给的制作时间太短，希望在短时间内获大利。”中国动画导演杨继红在谈到中国儿童影剧发展现状时说，“一部好的影剧制作是需要大量时间的，比如《疯狂原始人》前后筹备时间是8年。”另一方面，“中国儿童影片的题材太局限，受众面比较窄小，针对的都是年纪比较低幼的儿童，因此，家长不爱看，自然也不爱带孩子去看。”侯克朋认为，“我们确实需要创作更多更好题材的作品，满足各个年龄阶层的观众，比如《小鬼当家》，家长在陪孩子看时，不会感觉到枯燥。”
关键词：游客挖莫言旧居“墙角”
1.热点背景
有媒体报道称，清明小长假3天，莫言旧居接待的游客超过千人，游客中既有单纯去参观沾“文气”的，也不乏动手抠墙皮、挖砖块的。清明节期间，在山东高密平安庄，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拥向莫言旧居沾“文气”。“清明节假期第一天人比较多，得有七八百人参观。自从莫言获奖后，游人基本没断过。”6日下午，莫言二哥管谟欣说。记者注意到，从去年的“拔萝卜”到现在的“抠墙皮，挖砖块”，持续的人流对莫言旧居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这墙角的砖头被人挖走了，墙皮被抠掉一块，他们说是带回去，把土撒到家里沾沾‘文气’。”莫言二嫂葛金芳说。
持续的人流对莫言旧居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从去年的拔萝卜，已经发展为抠墙皮、挖砖块。当地政府迫不得已，成立了莫言旧居服务办公室，防止莫言旧居的砖瓦被破坏。
2.观点看法
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相超认为，莫言获奖无疑是中国文坛等待了百年的惊喜，随之产生的“莫言热”也成为一种必然。访问名人故居其实早有流行，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的进步。可是偏有人举止荒诞，把一件雅事变成了俗事，先是“顺萝卜”，这次挖墙皮，假如每一个游客都去莫言故居如此表达内心的“深情”，恐怕莫言老宅很快将夷为平地。
邓相超表示，其实挖墙皮就是另一种“到此一游”。稍有理性的人应该清楚，莫言的成就来源于他的天赋与多年积累，与他故居里的墙皮并无关系，爱莫言应该连同爱他的故居一起，致敬作家不如潜心读其作品。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冯炜认为，挖莫言墙角的做法，看似是一种沾莫言文气的方法问题，其实，还是一种旅游文明的问题。它对应着低层次的旅游心态，是一种破坏式、占有式旅游。与此相反，高层次的旅游心态，则是一种心灵式、审美式旅游。这种旅游主要源自心灵的需要，或是一种心灵的放松，或是一种心灵的升化。带着这种旅游心态，参观莫言旧居，更多是一种高山仰止的敬畏，是用心灵去抚摸莫言旧居，而不是用手去挖莫言旧居的墙角。
管谟欣表示，自从高密市专门成立莫言旧居服务办公室以来，目前，游客的管理规范多了。游客抠墙皮的行为得到制止。当下，莫言旧居服务办公室计划复原莫言笔下的东北乡，围绕莫言旧居打造系列主题院落。
关键词：大黄鸭
1.新闻背景
5月2日起，荷兰艺术家霍夫曼的原创设计的大型橡皮黄鸭在香港维港展出，风靡香港，吸引了不少游客特意赴港观鸭。随后，借着六一儿童节的热闹劲，全国上下也掀起了小黄鸭热，各种山寨版大黄鸭却在国内多个城市迅速被“繁殖”。正版大黄鸭高16.5米、长19米，重达600公斤，天津、重庆、杭州、上海、武汉等多地先后出现3米-6米缩水版的小黄鸭，广州南沙、大学城，佛山等多处楼盘也相继摆出充气黄鸭，广州西郊泳场、长隆水上乐园最近还放出大批橡皮小黄鸭与游客同乐，有网友感叹“地球要被鸭星人占领了”。
对这股小黄鸭热，昨日广州玩具和礼品行业协会的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其实，我们协会的一些大型玩具厂家也接到了不少订单的要求，但是考虑到可能涉及版权的问题，他们已经拒绝了。毕竟这个鸭子的创意来自国外，我们还是建议生产商注意版权的风险问题，应该有自己原创的东西，不能一味做山寨产品。”
2.观点看法
这批橡皮鸭无一不是假冒伪劣商品。毫无创意之余还大量地涉及抄袭、模仿。这恰恰反映了我们在文化产业上极其薄弱的创新能力。有时候，别国一些新的文化事物涌现，我们便迫不及待地复制下来，克隆的过程中还添加一些让人忍俊不禁的元素，这恐怕只有一个成语可以形容——东施效颦。
某些号称正版的山寨大黄鸭，既无相关授权证明书，也无任何身份证明文件，大黄鸭在中国活生生成了“黑户口”。其实，一个国家的创意文化产业该以尊重版权为基础。缺乏版权精神，创意文化就只能如远方的蜗牛，永远爬不到身边。我们何时能扭转这种懒惰的文化模式，何时便可孵化出自己的“大黄鸭”。
大黄鸭子在中国的城市里越来越多，只能说明我们离霍夫曼讲究的“独创性、非商业”内涵越来越远;把文化变成噱头的事情越来越多，只能说明我们真正的创造能力越来越弱。大黄鸭红了火了是好事，可如果反证出我们的想象力黄了，那才是悲剧。
许多人没有去香港看大黄鸭的条件，便以观赏山寨版“大黄鸭”为乐;因为没有接触一些高端产品的机会，便拿山寨版的产品作为替代……山寨品熙熙攘攘的背后，是一种无知、茫然的从众心理，充斥着对知识产权的无知和轻视。
无论是艺术品还是商品，设计理念是其核心和灵魂，这显示了创作者和追求者的思想境界和精神素养。山寨和抄袭，正显露了我们对创意的无视和精神的缺失，而这，便是山寨品不会绝迹的生存土壤。
一只可爱的大黄鸭四处被复制。对外，我们恐怕总要背负着中国人不讲规矩、不尊重版权、被低看一眼的愧疚感;对内，我们就难以保持旺盛的社会创新能力，大家只能看到千孔一面的“大黄鸭”，甚至连大黄鹅都看不见。创新不可能是光靠喊口号提倡出来的，还是被“保护”出来的，如果没有对产权版权的尊重和保护，就难以有创新、有竞争力的产品。所以，当形形色色的大黄鸭、小黄鸭浮在水面之时，我们收获的不该仅仅是触动童心的快乐，更要有一些触动灵魂的反省精神。
关键词：拍卖钱钟书书信手札
1.热点背景
5月19日，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宣布在春拍中推出“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札专场”，该专场共拍卖信札、手稿110件。其中，有60件钱钟书毛笔书信、6封钢笔书信和2件贺年卡片，13封杨绛钢笔书信和6封女儿钱瑗钢笔书信，这些均为钱家写给原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书信往来，涉及不少对历史和学人的评判，时间跨度长达20年。
信中透露了钱家当时的身体状况、交友范围，以及钱钟书对于《红楼梦》、鲁迅、矛盾等一系列著作以及名人的评价。钱家一向为人低调，也很少在公开场合批评或者评价他人，这些信件让更多人看到钱钟书的态度。正是这些让人看到钱钟书性情的信件，引发了杨绛的“愤怒”。杨绛给李国强打去电话质问此事，李国强回应：“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是我朋友做的。”
杨绛对于市场一直处于反感的态度，而让杨绛最不能接受的是这批信件的公布。在记者电话杨绛家中时，工作人员表示杨绛身体很好，并没有因为此事受到影响。
5月26日，杨绛发表声明，她表示此次让她很受伤，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怎么可以公开拍卖?个人隐私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
如果这场拍卖继续进行，杨绛表示：“我会亲自走向法庭，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权利。”
2.观点看法
这场拍卖的纷争中，更多人将焦点放在了对杨绛个人情感的尊重上。作为一位著名学者，同时也是钱钟书的遗孀，这位受人敬重的老人的个人情感及诉求引起了高度的关注。法律界人士则将视点放在了《侵权责任法》和《著作权法》中，认为这些信件涉及泄露公民隐私，同时侵害了作者的著作权。
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人大律师学院兼职教授王凤海认为，现在很多讨论集中在著作权法中，包括展览权，而这些都和拍卖没有关系。“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刨除个人情感，单纯从法律上讲，拍卖主要适用于《拍卖法》，委托人如果对拍品有完全的处分权，则有权委托拍品上拍。”王凤海说。
在拍卖中，这些信件涉及的是物权的转移，而非著作权的转移，信件属于动产，动产则视目前持有人为所有人。《拍卖法》规定，只要是可以转让的物品都可以拍卖，拍卖本身只是个买卖的方式，可以买卖的物品，包括房地产、土地和知识产权等。王凤海表示，信札的转让此前屡次发生，这就已经说明信札拍卖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法律归法律，感情归感情。在此事件中还是要以法律为最终准绳。”
盘古拍卖总经理朱邈则认为，书信内容的公布确实对在世的人不太尊重，虽然从法律条文上不违法，但是还是要尊重杨绛的意见。“如果出现这样的事件，我会得到授权人、委托人的承诺，要确定所有权，尊重意见撤拍。如果别人说不许公开，那就要尊重别人。”朱邈说。
关键词：“金庸先生已获北大博士学位”
1.热点背景
“金庸先生的博士毕业证书是我盖的章!”近日，有自称北大学生的网友在人人网上传了一张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的照片，而证书的主人正是查良镛(金庸原名)。记者随后从北大得到证实，金庸先生确实从2009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北大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袁行霈教授。看到这张照片，很多网友好奇：89岁高龄的金庸先生是如何修满学分，完成博士学业的?从这张网友上传的照片上可以看到，这份北大博士毕业证书上写着：“查良镛，1924年生，于2009年9月至2013年7月在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学习，修完博士研究生培养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通过毕业论文答辩。”证书上有北大校长王恩哥的签名，落款时间是2013年7月，并盖有北京大学的公章。这段文字描述的名字、出生年份与金庸先生相符。“给金庸先生盖章，手断也值了!”这位网友兴奋地写道。
针对网传“金庸先生已获北大博士学位”，昨日，北京大学新闻中心发布了一条“关于网传‘金庸先生已获北大博士学位’消息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说明》称，查良镛先生经必要的考核程序后，于2009年9月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注册攻读博士学位。 《说明》还表示，中文系教授、国学研究院院长袁行霈先生拟组织该院博士生导师共同指导，并为他来北大做出了认真的准备。此后，查先生身体趋弱，他的培养工作未能按原计划执行。至于网上所传，其毕业证不过是学校管理部门按照博士生入学年月，依惯例预先准备的，不可视为正式文书。因此，查先生已获北大博士学位的说法没有依据。
2.观点看法
在此之前，北大曾承认金庸确实从2009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北大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袁行霈教授。一前一后北大的两次回应，都很迅速，也表现出对基本事实的尊重。这个结果是符合公众期待的，因为它捍卫了北大文凭的颁发规则。
但北大如何让人们相信，作出不颁给金庸文凭的决定，是对规则的遵守，而非舆论重压之下的无奈?如果北大对规则一贯有着铁面无私的执行力度，那么金庸是怎样通过入学考试的?
眼下北大王顾左右而言他的说法，难以令人信服。“今年金庸将无法毕业，也拿不到博士文凭”，是不是意味着，金庸以后仍有可能顺利毕业、拿到文凭?
至于“学校管理部门一般在学生毕业前先将文凭准备好，但‘做准备’不代表向学生‘颁发’”的说法，更像是一句托词，一个没修满学分、没论文、未答辩的学生，怎么会有一个准备好的毕业证?证书上的落款日期为2013年7月，这次不颁发，岂不是以后每年都要提前准备一份落款日期不同的文凭“备用”?
人们不仅希望看到北大对这起事件的正确立场，更希望能感受到北大的真诚态度。在条件允许下，授予名人以“荣誉教授”“荣誉博士”是可以理解的，但既然没有“荣誉”头衔，那么无论什么人都要等同视之，“荣誉博士”可以为学校带来荣誉，但名不副实打酱油的“博士”，只能带来相反的效果。
同时，北大也可以借此机会自检一下，在其他方面还是否存在有损公正与公平的行为，让每一个拿到北大毕业证的学生，都能发自内心地为之感到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