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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热点：教育乱收费也伤害了孩子
在哈尔滨市风华中学布置的一次讲述个人成长经历的主题作文中，一位同学的《金钱伴随我成长》语惊四座。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最令我难忘的是，上初中时父亲为我去交学费。烈日下，父亲带着２万元钱从银行走出，又来到学校排队交钱。当我看到父亲把钱交出的一刹那，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我甚至想当场把钱夺回，大声说：‘我不上学了！'”
指导老师给了这篇作文一个高分。这位老师是值得敬佩的，他没有因为如此“没出息”的回答而指责孩子，他懂得需要保护孩子的率真。
应当感谢这位同学，他的作文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孩子也是教育乱收费的受伤害者。眼下，在我们开始质疑和声讨“教育产业化”思潮的时候，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它如何违反了教育的客观规律、如何背离了国家教育的大政方针，以及由它衍生出的乱收费给受教育者家庭带来的沉重负担等问题，往往忽略了那些作为受教育者的孩子们自身的感受。往往以为，这些对他们无所谓，他们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其实不然。从这位孩子的一篇作文，不难看出被具体到“学费”的教育负担给孩子们造成的心理压力，不难看出金钱堆积起来的教育大厦在他年幼的心灵投下的阴影。因此，我们成人还应当向他道歉：一些地方在“改革”旗号下的教育乱收费，剥夺了很多本属于他们的宝贵的东西，比如公平的理念、轻松地接受教育的权利。
当然应该表扬这位同学，因为他懂事。他体谅父母的辛苦，懂得那一沓沓学费来之不易。与那些满不在乎地挥霍父母血汗的孩子相比，他的成熟让人怜惜之中不无欣慰。
同所有的改革一样，教育改革之路不会一帆风顺，需要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偏颇，调整方向，使之驶上正途。应当告诉那个写作文的同学和像他一样心灵受到伤害的孩子们，让他们尽可以安心地读书。我们的政府有信心有能力打好治理教育乱收费的“攻坚战”，坚决制止一些地方一些学校急功近利、违法违规的行为，让教育回归到它作为社会公益事业的本来面目。
申论热点：网上扫黄要建立长效机制
当前，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打击淫秽色情网站的专项行动已初战告捷：７００多个色情网站被依法取缔，一批违法犯罪分子纷纷落网，广大群众拍手称快。这场行动以极大的法律震撼力警告那些不法分子：利用互联网违法犯罪一样会受到依法严惩。这场行动也提醒我们，加强对互联网的运营监管，是政府职能部门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对于政府有关部门来说，互联网像大海，无边无际，如何科学管理这样一个虚拟社会，是依法行政的一个新课题。
记者不久前在温州看守所采访了开办色情网站“温州电影网”的犯罪嫌疑人邓某，这位刚刚从学校毕业的２１岁的中专生竟然说：“我真的不知道网上传播淫秽色情电影是犯罪。我看到网上那么多的黄色网站泛滥，并能获取暴利，政府也没有人来管，于是我就干起来了。”许多像他这样的人，正是看到政府部门不管或是管理不力，而不惜以身试法，使网上黄毒呈愈演愈烈之势。
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首先要健全和完善法律法规。这次网上扫黄斗争，充分暴露出网络管理方面的法律滞后。互联网是一日三变的产业，而未成年人教育工作又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意义重大，因此，加强网络管理方面的立法、加快建章立制刻不容缓。
在现有法制条件下，有关职能部门应当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切实加强对互联网的日常监管。互联网上的淫秽色情内容是公开的，比淫秽色情光盘还要容易发现得多。它之所以泛滥成灾到今天这样的地步，与有关职能部门的放任不无关系。对当前的集中打击行动，既要看到工作成绩，也要从中总结管理疏漏的教训，做到“吃一堑长一智”，避免过两年来一次集中打击的循环往复。
据了解，我国涉及互联网的管理职能部门有十几个之多，但在实践中却是谁都管又谁都不管，主要原因是职责交叉重叠，责任不清，内耗严重。这个问题不解决，互联网的运营监管就无法到位。
我国互联网产业发展基本上是与国外同步的，而我国的性科学教育却相当滞后。我国８７００万网民中，３５岁以下青少年占７０％强，１８岁以下未成年人占将近４０％，而许多未成年人没有受过科学的性教育，很少受到正确的性知识引导，因而，当无国界的、开放的互联网兴起的时候，他们便被各种黄毒所吸引，乃至沉湎进去不能自拔，有的甚至违法犯罪。应当充分利用互联网互动、隐身、多样性、多媒体性的特点，请威信部门和专家举办各类专门的性知识教育栏目，包括成人专栏或网站，用科学、健康的内容填补捣毁黄色网站后留下的网络空间，让青少年有一个科学健康的成长环境。
申论热点：制止向农民隐蔽性“乱收费”
刚刚结束的河北省涉农收费专项检查工作中，物价部门共查出涉农乱收费金额１８７９万元。据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查处的乱收费金额是近年来最少的，但是收费手段也最具隐蔽性。
如果不是有关部门查处，很难想象有那么多乱收费项目仍在堂而皇之地向农民收取。例如早已取消的复垦押金、测量费、南水北调费、农村部分土地登记费等，仍被一些基层土管所继续收取着。早已被取消的育龄妇女检查费、不再生育押金、照顾二胎生育费、一胎保证金、独生子女光荣证费等，仍被基层一些计生部门收取着。教育部门则自立项目，收取中小学上机费、多媒体电教费。基层民政部门收取拥军优属保障金、楼院门牌号费、婚姻状况证明手续费、婚姻登记打印费。动物检疫站收取培训费、咨询费，对饭店、小吃部办理动物防疫合格证时，一劳永逸收取全年消毒费等等。
近几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三农”问题都很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农民负担进一步减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还有一些部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变着法子向农民伸手要钱。一些乡镇，为了使乱收费更隐蔽，采取不开票、不入账等形式收费，以逃避检查。有的以村委会的名义，向建房户每户收取２０００元至５０００元不等的费用。一些部门，以各种协会的名义强行向农民收取会费，殡葬管理所在火化尸体时强行推销纸棺材等等。这些行为，大大抵消了国家惠农政策，加重了农民负担。
随着我国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一些乱收费行为载体被消除。如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费”的概念，使农民交税交得明白。新婚姻登记条例取消强制婚检，使搭车收费现象得到遏制。同时，农民依法自我保护意识明显增强，该缴什么，不该缴什么，心里大致有数。这些因素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乱收费行为，但是，乱收费问题并没有根除，仍很顽固，极易反弹，绝不能放松警惕。
今年，国家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出台了一系列“高含金量”政策，这无疑是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举措。把这些政策真正落实到农民身上的同时，必须斩断伸向农民的“乱收费”之手。
申论热点：治理网吧既要治“吧”也要治“网”
西安红树林网吧三府湾连锁店全体员工集体辞职，理由是他们因劝阻未成年人进入网吧多次遭到殴打；只因虚拟世界的一声承诺，湖南岳阳４名初中女生前往上海闯荡，结果被网友强迫坐台卖淫。这两则报道是网吧之祸最新的例证。
网吧，尤其是黑网吧的危害好像怎么都难以禁绝。广东省２００３年对网吧营业场所调查发现，网吧违规经营、非法经营、传播淫秽暴力、硬件设施不达标等现象相当普遍。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也坦陈黑网吧数量多、非法接纳未成年人、传播有害信息严重等突出问题。
对此，多个部门联合执法，一次又一次地突击检查、一个又一个的网吧被关闭，每次治理看来都取得了巨大成效，但随后各种黑网吧又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大街小巷。家长、老师、相关部门以至整个社会都在探讨：这网吧到底该怎么治？那么多未成年人受到伤害，为何鲜有网络制作和管理者受到严惩？怎样才能保证未成年人不受伤害？
其实，网吧之害关键不在“吧”而在“网”。“网吧”这个概念，是由“网”与“吧”两部分构成的，“吧”只是个载体，“网”才是核心。人们之所以去网吧，是因为那里有网络，有丰富的信息，有未知的世界，当然也有不堪入目的黄赌毒等。但不去网吧，就没有这些了吗？显然不是。由于一些门户网站也同样存在大量不良信息，所以即使在家里或其他场所上网，也同样可能使未成年人受到误导。由此看来，网吧只是一个上网的场所，关键问题在于网络上的不良信息。
不久前，江苏省金坛市作的一次网络调查表明，网络有助于培育青少年的现代意识、扩大青少年的求知范围、培养青少年的创造能力。但是，它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也相当严重。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青少年中有３４．２％的人在网上接触过有政治问题的信息，１７．３％的人浏览过色情网站（实际可能更多），４２．５％的人认为在网上聊天时撒谎与道德无关，４１．４％的人认为在网上说粗话无所谓，１９．９％的人认为在网上可以无所顾忌。大量的不良信息使青少年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污染，虚拟世界里的无所顾忌容易导致青少年脱离现实，造成青少年道德和法律意识弱化，甚至走向犯罪。
俗话说，“打蛇打七寸”，治理网吧也应抓住“七寸”。要消除网吧对未成年人的危害，限制未成年人进入网吧只是一策，而管住网络信息发布这个出口，不让不良信息通过网络流入社会才是关键。
申论热点：关注社会保障四大问题
东北试点经验要推广
近年来，为了切实解决经济转轨过程中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使2800多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800多万失业人员得到了失业救济。确保了3600多万企业离退休人员按时足额领到基本养老金，2200多万城市贫闲人口享受了最低生活保障，与此同时，辽宁省、古林省和黑龙江省还进行了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探索积累经验。
所谓东北试点有两方面内容：一是逐步完成社会保障体制的并轨，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转为失业保险制度；二是做实个人账户资金。
我国政府自1993年就提出要建立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但由于以前没有资金积累，大量已退休或将要退休的职工，实际其账户上是空账。从2001年开始，辽宁省首先进行了做实养老账户的试点，截至目前，辽宁省已积累个人账户资金110多亿元。从辽宁省的实践来看．这笔资金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去年不仅用于银行储蓄，而且还购买了一部分国债，其中还有部分资金与银行达成签约存款。通过各种方式．去年下半年的运营收益接近3％，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由于试点初见成效．2004年试点范围扩大到吉林、黑龙江两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胡晓义介绍说，选择东北进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最重要的原因是它是我们国家的老工业基地，长期实行汁划经济体制，遗留的问题很复杂、也很多。所以，东北的问题对全国来讲带有典型性。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所长何平认为，东北三省的社保试点是一个冲破口，试验总体上是圆梦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东进透露，我国将在总结东北三省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向全国推广东北三省经验。
农民的社会保障要循序渐进
统计数据显示，到2003年底，全国有l870个县(市、区)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5428万人参保，积累基金259亿元，l98万农民领取养老金。到2004年底，农村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的夫妇，每人将从年满60周岁起享受年均不低于600元的奖励扶助金，直到亡故为止。王东进介绍说，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现在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已经来到城镇居住或者打工的，可以参加城镇的各项保险；留在农村的，其养老保险主要是以个人缴费、集体资助、政府引导为主体，另外还可以参加新型合作医疗。
对农村社会保障颇有研究的何平认为，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现在最缺少制度上的设计。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低，国家一下子把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解决不大可能。目前，政府的资金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里占大头。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需要有一个设计和蓝图。他指出，农民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不能完全依赖土地，“我的看法是对农村的最低生活救济应有一个整体考虑。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差距比较大．可以先从珠三角、长三角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进行试点。”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主任孟昭喜认为，为了把农民的社会保障做实做好，我国应制定相应政策，使灵活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险关系可以在不同地区之间转移。目前一些农民进城务工之后随着单位职工一起参加了社会保险，以后当他不再在这个城市工作，要流动到其他地区工作或者返回农村生活的时候，出现了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和接续问题。孟昭喜表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日前正在着手研究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_让资会能够流动起来，使灵活从业人员无论是在哪里参保，流动之后社会保险关系都可以随之转移。
私企不能简单套用国企保险模式
从全社会的角度看，农民工或者私企的雇员现在都有社会保障的意识，政府决策层对此也非常重视，但我们在制度没计上，不能把对国有企业的保险简单地套用到以农民工为主的私企身上。何平认为，国企职工的保险交费相对较高，放到私企和个人身上，他们就难以承受，这就可能会影响农民工的就业。对农民工来说，就业是最重要的。在此前提下，要加强雇主和企业的法律意识。各级劳动部门也要加强对企业的监察力度，以保证农民工和私企雇员的基本劳动权益。
何平说，表现在私企身上，社会保险的接续问题也比较突出。以广东为例．参加保险的企业和个人都交费了，但职工干了两年，就想把钱拿走，他们不想在外地养老，但企业为他交的社会统筹那一块不能拿走。因此在保险关系的接续问题上，国得有一些硬性的规定。
据了解．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在就此问题做调查研究，将在适当的时机推出配套措施。
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
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近11％，标志着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
我国各级政府为应对老龄化社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增加了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2003年，中央财政拨出474亿元补助中西部25个地区养老金的发放，各级财政补助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544亿元。但是，在人口老龄化加速、退休人员不断增多的背景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也越来越大。在一些闲难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当期征收的养老保险费和所需支付的养老金存在一定缺口。
胡晓义介绍，从城镇的养老保险计划来看，现在已经达到了3个在职人养1个退休人的比例。这个老龄化的过程还在持续，预计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末，我国老龄化将进入高峰。如果现行政策不调整的话，那时候将出现10个在职人养活4个或者更多的退休人的情况。
那么，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银色浪潮呢?王东进披露，1997年，我国政府统一了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在实现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同时，政府还进一步扩大了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今后，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将把非公有制经济、个体经济、外商投资经济的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列为重要的考点。在保持相关政策稳定的条件下，国家将不断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基金筹集模式：推动基本养老金的社会化发放；倡导有条件的企业在按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为职工建立企业年金，年金基金实行市场化管理和运营；推进在各地开展的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推广“东北三省的经验，鼓励沿海发达地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各种尝试。
申论热点：对“感情投资”，应适时说不
常亮/文
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习近平在最新出版的《求是》杂志上撰写题为《用权讲官德交往有原则》的文章中说，身为领导干部，要警惕个别人的所谓“感情投资”和形形色色的“公关”。对那些别有用心的“朋友”不能“心太软”，应该当断则断，更不能把那些歃盟结义、哥们义气、愚昧迷信等社会陋习带到党内生活中来，带到实际工作中来。要切记不分良莠，不讲原则，失控失度。
领导干部要警惕感情投资，这个提醒很、很及时，切中了当前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之一。其实，早在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主席就提醒和警告全党干部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这些话，在当前仍然有现实意义和针对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一些干部，工作上很优秀、能力很强、知识水平很高，确实为人民、为党做出了一些贡献，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就是抵挡不住形形色色的糖弹诱惑和名目繁多的感情投资，最终被俘虏，被拉下了水。他们逐渐丧失原则，不顾法律法规、乱用手中权力，与一些所谓的“哥们”大搞权钱交易，拜倒在金钱面前，拜倒在石榴裙下，最终走向了腐败的泥坑，走向了犯罪的深渊，甚至祸及亲人，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可谓害己害家害党害国家啊！
我国社会经济正处在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这就使一些投机分子有空子可钻。在这期间，拥有权力的领导干部是一些人瞄准的目标，而对领导干部进行感情投资和腐蚀拉拢是手段之一。在复杂的社会交往中，感情投资的手段多种多样，有些还十分高明，使你在不自觉中就陷入了感情投资的圈套，欲罢不能，慢慢越走越远。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时时刻刻保持清醒头脑，慎交友，自觉约束自己的交际圈。特别是对自己当权后所交的朋友，必须格外小心，要时刻问问自己，他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好”？要牢记毛主席的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再者，就是要像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所说的要讲官德，包括思想政治和品德作风等方面的素养。领导干部要按照胡锦涛同志一再强调的“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用好手中的权力。对于我们整个社会而言，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法制。健全的法律、严厉的执法，是防止官员被糖弹击倒的根本措施。
领导干部与普通人一样，也有人情交往；领导干部不是苦行僧，也有血有肉有感情。因此，强化官德，使其只要产生乱用权力的欲望，就会感到良心不安，受到良心谴责。同时，必须依靠法制，用法规法纪来约束官员的行为，使官员的所作所为完全置于法律的严格监督之下。
申论热点：1400万就业缺口的国家大事
9月初的再就业工作会议上，威信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引起广泛关注:1994年至今的10年间，我国创造就业岗位超过8000万个;1998年至2003年，1890多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今后两到三年内，每年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为1000万左右，而城镇年度需要安排就业的劳动力达2400万。这意味着在政府强力调控下，每年将仍有1400万就业缺口。
尽管如此，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仍然认为“中国就业状况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比如‘上山下乡’时期，还有1998年国企职工大规模下岗的时候。当前的失业状况，主要是因为经济体制转轨将从前被计划经济时代掩盖的隐性失业释放出来了，体现为失业率数字的攀升而已。而另一面，是大学生的结构性失业。”张车伟长期从事就业问题研究，参与了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许多就业工作的调研和报告。他认为，我国面临的就业问题是个长期性问题，比其他国家更复杂，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要像中国这样提供7.3亿个工作岗位，整个西方发达国家总共才提供4.3亿个工作岗位。重要的是，政府的发展战略从“GDP优先”转变为“就业优先”已经相当明确，“就业问题正在成为这个国家的头等大事”
经济增长与高就业的不等式
在“左岸公社”里一家公司谋职的庄先生上班都会路过中关村人才交流市场，他每天看到的场景几乎一成不变，“求职的队伍从里排到外，天天都是”。庄先生说，那些年轻人脸上千篇一律的焦虑神情让他庆幸自己是80年代的大学生。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注意到，失业压力持续加大的另一面，是中国经济正在加速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但对许多求职者来说，今年的就业压力确实是空前的”。
对于任何一个政府来说，保持经济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是其宏观调控的两大基本目标。“但长期以GDP增长作为其首要目标的中国却越来越感受到让人难以喘息的就业压力。”张车伟指出，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9.1%，被认为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最好的一年，但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似乎没有带来与这种增长速度相匹配的就业增长。国家统计局的测算表明，20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而90年代以来，只能增加70万个，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主要是产业在用人指标上越来越追求人力资本的效率，用人指标也就越来越低。“就业问题远比宏观经济的调控要复杂得多，它不是用一些财政、货币手段就能立竿见影解决的，政府调控的难度非常大。”张车伟说。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不久前曾在中南海讲解就业问题的蔡一直在收集相关数据。他说，我国GDP对就业的拉动关系，也就是就业弹性，从80年代到现在已经下降了2/3。现在我国的就业弹性仅为0.1，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就业弹性在0.3到0.4之间。蔡的结论是，这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一些地区出现了在GDP指挥棒下过早追求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倾向，“经济增长并不自动导致最大化就业”。
经济学家赵晓不久前完成一项关于中国失业问题的课题研究。赵晓说，要从供需两方面来看我国的就业问题。中国所面临的失业与就业问题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典型失业不可同日而语。在西方历史上，如30年代大萧条，美、英、法等国也有近千万人的失业，但主要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只要需求上去了，失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他认为，中国的失业，一部分是由就业岗位总量绝对少于劳动总量引起的失业;另一部分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某些行业生产能力过剩和人员失业。“根据专家的计算，前一种失业人口大约在1.5亿左右，后一种失业人口大约在3000万至5000万。也就是说，中国的失业问题中非需求因素占了主导。”“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淮看来，经济全球化也限制了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对就业岗位的释放。他说，日元贬值与日本5%的失业率有关，日本现在出现“中国威胁”论也是因为就业岗位的竞争，导致日本出现产业空心化。美国加征钢铁关税，之所以不惜动用201条款，是因为美国还有15万钢铁工人，要保证他们的饭碗。而中国家电业在欧洲遭到反倾销，也是欧洲国家保护就业的表现。陈淮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优化配置和国际间的重新分工。从一定意义上说，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就意味着有限就业岗位在全球的重新配置。
鼓励就业还是救济失业
政治学者毛寿龙说，为了解决失业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各个国家一般采取两类办法:一是给失业者以一定的救济，二是给其提供支持性的帮助，使失业者尽快摆脱失业状态。“我们以前的工作重要的考点是在创造就业岗位上，比如企业吸纳失业职工，政府给予一定资金支持;政府从每年财政预算中拨出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经费等。”但毛寿龙观察到，这些方法虽然在一定时间内起到作用，到近年效果明显放缓。据统计，1998年到2002年6月底，全国2661万国有企业登记的下岗职工中，先后有1726万多人实现了再就业，而再就业率实际上呈大幅下降之势:1998年为50%，其后几年分别降到42%、36%、30%和18%。
毛寿龙分析，以政府提供岗位为主的办法虽然见效快，但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空间和运作机制，这些干扰有可能制约了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运作空间，实际上可能起到了减少就业机会的作用。“比如，小额贷款，按照市场方式运作，给有创业愿望、精神和能力的下岗职工提供培训，并给其提供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如果享受这类优惠的人数很少，对下岗职工再就业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如果人数较多，很可能使非下岗职工的创业者和非下岗职工的失业者要就业面临不公平的投资机会和劳动力市场。这些人很可能带着资金和一技之长转向其他投资和就业机会比较公平的地方。外地很多愿意投资和有一技之长的寻职者也会对此望而生畏。就业机会的数量随着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空间扩大而扩大，市场空间缩小，就业机会就减少。这反而减少了一些失业者的机会。”
“在主动创造岗位的同时，失业应对要立足制度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指出，首先需要调整的是失业保险制度。截止2003年底，中国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已经达到10182万，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为440万人，失业保险基金支付压力明显增大，在部分地区已出现年底收不抵支的局面。郑认为，政府需要采取特殊的措施，来度过失业保险基金支付高峰。在将以往补贴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的资金转化为失业保险基金的同时，政府还需要动用原有的事业保险基金结余，提高失业保险统筹层次，以扩大调剂范围、分散风险，并进一步严格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条件。
劳动保障部的官员王英才在日前召开的再就业工作会上强调，“要把就业和解决好失业当成全社会的责任，成为政府的第一目标”。■
失业定义的标准化
多数被采访专家把去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失业”的再定义看作政府发展战略转变的标志之一。失业人员新的定义是: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工作能力，无业且要求就业而未能就业的人员，而在此前，国家统计局统计城镇登记失业人口的标准是:非农业户口在一定的劳动年龄内有一定劳动能力、并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了登记的人员。
“失业”新定义不再强调“非农业户口”和“在当地就业机构登记”，这意味着在中国流行多年的“下岗”一词将退出历史舞台，也意味着更多的人将享受到政府的失业保障福利。蔡说，在“失业”定义标准化后，政府将会全面推进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中国的‘失业’概念清晰了。”在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宣布修订其备受关注的失业定义后，曾经对中国传统失业指标多次提出批评的《华尔街日报》评论说。
按照新标准，“就业人员”指男16～60岁、女16～55岁的法定劳动年龄内，从事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并取得合法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其中劳动报酬达到和超过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为“充分就业”。劳动时间少于法定工作时间，且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本人愿意从事更多工作的，为“不充分就业”。
经济学家胡鞍钢认为，新标准实际上就是根据实际经济活动人口，来统一确定失业人口。也就是说，将来人们获得失业救济的条件是一致的，这将为消除国有与非国有差别和城乡差别，最终建立全国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迈出首要的一步。“政府的下一步，将是确定什么人能领失业保险金。”胡鞍钢认为，新定义规定的条件是:要交过一定时期的失业保险金，要有工作能力并愿意寻找工作。因此，并非农民工一进城就可以得到保障，有了这一政策门槛，农民工短时间内大规模涌进城市的现象将不会发生。■
失业者主要集中在受过中等教育的人群？
清华大学社会学者孙立平说，在不同的社会中，由于种种原因，失业者的结构会有所不同。“比如，有一段时间，印度的失业者就主要是由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构成的。道理很简单，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工作的期望值比较高，而他们所受的教育也使得他们大体可以找到所期望的工作。没受过教育或受教育程度很低的人，没有什么技能，但他们对工作的期望值也比较低，因而失业的人并不多。最惨的是受过中等教育的人，他们在接受中等教育的过程中形成了比较高的工作期望，但由于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没有一技之长，他们找到这种工作的可能性又很小，这就造成了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失业率是上限的这种现象。分析一下目前中国城市中的失业人员构成，可以发现，他们也主要是由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构成的。但这种状况形成的原因与印度又不相同。因为在二三十年前，我国城市中中等教育已经普及，那时候没有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是很个别的。而当时，我国高等教育很不发达，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极为有限。因而，在二三十年后的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失业率很低，而失业者主要集中在受过中等教育的人群。”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如果按照传统的失业理论，将失业者看作是就业的蓄水池的话，受过高等教育的失业者可以对社会中新的劳动力需求提供合格的劳动者，而如果失业者主要是由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构成的，则将与社会需求形成更大的脱节。”孙立平说，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失业结构变化的方向是良性的。■
西方国家面对失业问题的对策
法国
20世纪50至60年代，法国经济迅速发展，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失业问题并不明显，一般季节性失业维持在20万人左右。1962年，随着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结束，大量北非移民涌入法国。1973年爆发第一次石油危机，冲击法国经济，法国失业率当年冲破5%。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法国经济再度陷入困境。从此，失业率不断攀升。进入90年代以来，法国左右翼政府均把解决失业问题作为政府的主要工作。
例如，右翼认为，只有企业发展了，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2002年10月，法国右翼政府出台了鼓励创办企业的新措施，将企业的注册资金从7000多欧元减为象征性的1欧元;简化成立公司的申请手续，创业者可使用家庭住址作为公司地址;在创业初期还可缓缴社会分摊金。政府计划通过上述措施，在未来5年里，每年创办20万个企业，从而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劳动力市场的僵化是欧洲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一大问题，法国也一直在努力改善这一状况，90年代以来，各种部分工时就业人数增加较多，到2000年部分工时制、临时工、季节工就业人数已占到总就业人数的1/3。但一些左翼人士对上述措施持不同意见，认为它们并未解决一部分低层次群体的就业不稳定和生活困难问题;左翼政党主张通过减少工作时间来增加就业机会，1999年，若斯潘政府将原法定每周39小时工作制改为35小时。企业为保证生产的正常运转，必须雇佣更多的工人。此外，左翼政府还制定了“青年就业合同”，对雇佣青年就业的企业提供财政优惠。左翼称，这些措施创造了30万个就业机会。但右翼政党和雇主协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一做法加重了企业和国家的负担。另外，法国政府还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来增加就业岗位，消化过剩劳动力。
美国
美国主管就业、劳工等项事务权力最大的是劳工部，内阁部长华裔女士赵小兰曾经说过:“让失业者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就是劳工部的职责，让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就是我们的工作。”美国缓解失业通常有以下几个措施，第一，向失业人员提供失业保险。这一项目是劳工部在20世纪30年代为应付大萧条后的严重失业就创立了起来的，如今已成为一种常规性的机制。第二，帮助失业人员解决退休金优惠及医疗保险等事项，政府预算中每年都有一定拨款留给这两方面的用度。失业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向当地政府提出申请，如果符合条件，一般都能得到救济，以使自己继续享受正常的退休和医疗保险计划。第三，劳工部下属有一个很大的就业与培训局，主要任务是通过与各州和地方的劳工开发部门合作，向失业者提供高质量的职业培训、就业、劳工市场以及收入保证等多方面的服务，2002年财政年度，就业与培训局得到政府预算拨款107亿美元。
保加利亚
保政局剧变后，由于私有化和国营企业破产倒闭等原因，失业人口迅速增加，由1991年的25.5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69.5万人，失业率由6.7%上升到18.4%。保政府为失业者广开就业门路。如政府专门制定了“森林恢复和保护计划”，向参加植树造林的失业人员提供不低于全国最低工资的报酬。对承包荒山野岭植树造林的失业者，国家0元提供树种和苗木，并给予税收方面的优惠。另外，针对土地私有化后大量农民失业的情况，保政府还决定将国家所有的山区和丘陵坡地等以低价或0元的方式提供给失业者，鼓励其自谋生路，在海滨或高山滑雪旅游区，保政府则允许失业者开办家庭旅店和提供餐饮服务，国家在贷款、税收等方面为他们提供方便。这一措施对解决黑海沿岸地区和高山旅游区的失业问题起了不小的作用。此外，保政府还采取了“出口”失业者的办法。迄今为止，保加利亚已同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塞浦路斯等国签订了向这些国家输出劳动力的协定。到上述国家工作的保加利亚失业者多数从事旅店、餐馆等服务性工作。
瑞典
瑞典的就业策略是“每个人就业”或“充分就业”，这是过去40年来瑞典始终作为社会福利国家的原则之一。瑞典设立了国家就业委员会并在全国设有360家就业办公室，60家特殊的就业服务机构和90家职业能力测试所。就业办公室主要功能是职业咨询和安置指导。瑞典把GDP的0.9%用于消极的措施上，而把GDP的1.7%投入于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措施上。这使得瑞典在1945～1991年间，所见到的上限失业率只有3.5%，其中20世纪70年代失业率一直处于1.5%～2.7%间，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失业率仅为2.5%。同时通过建立就业保障法，禁止不公平解雇来保护雇员。■
所有失业都是自愿的？
“所有失业都是自愿的”。这是青年经济学者薛兆丰的观点，他认为，人人都计较报酬，失业都是个人“计较”的结果，都是主观的选择，而不是被动的接受。大学生失业人数近年内的激增似乎可作为这一观点的佐证。
记者从教育部获得的数据是，2001年全国大学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只有70%，待业率为30%，约34万人待业;2002年大约37万人待业。截至今年6月20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签约率只有50%左右，大学生的待业率已经达到69万人。
“大学生失业率上升，只是改变了失业者的结构，并没有增加整个社会的失业人数。”张车伟说，大学生就业完全是个结构问题，我国大学生的总量其实远远不足。“不应该将大学生失业归咎于几年前的扩招”，他认为，在目前还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前提下，失业者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会更少一点，应该是评价一种政策优劣的重要标准。
申论热点：依法执政需要新的“稳定观”
几天前有媒体报道，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司法局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对其所管辖的各律师事务所发出“禁接令”，要求他们“不应受理涉及沱江特大污染事故索赔一方的委托代理；推辞不了的委托代理，只能代理其非诉讼活动”。该消息一经披露，迅即引起四川省人大代表的质疑，并受到各方舆论的猛烈批评。昨天则有消息称，当地司法局已经以新的“红头文件”，撤销了前一个红头文件，并承认那份文件“内容确实有不妥的地方，与依法行政精神不符”。
虽然如此，但参照以往的经验，雁江区律师为沱江污染事故受害者提供法律服务的“自由度”，依然令人怀疑。红头文件不难撤销，但行政机关“管辖”司法的冲动，却是强烈而持久的。而这种视法律为行政权力之工具的观念一日不变，行政权力对司法的干涉和控制就一日难以杜绝，是不是借助“红头文件”，则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而改变甚至根除司法工具化的观念，显然是一个艰难而且漫长的过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能政府，不但是经济领域的规划者和掌控者，更是一切社会活动与社会秩序的掌控者和责任人。于是利用包括法律手段在内的一切工具，协调乃至“摆平”包括各种民事关系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以维护社会稳定，就是政府责任的分内之事。在雁江区司法局的红头文件中，也有要求律师们“积极做好宣传、劝解和疏导工作；涉及该污染赔偿的代理不准收取代理费；各所受理此类案件后须立即向主管局汇报”的内容。其借助“管辖”律师以控制事态、维护“稳定”的思路，显然正是以往传统执政理念的自然延续。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不但各种经济关系日益多元复杂，而至无法一手操控，其他各种社会关系也正在呈现同样的发展态势。各种利益群体和社会力量，在法律的统一约束下平等主张各自的权力，以协调各方利益，形成动态平衡，是实现社会健康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行政权力逐步弱化直至最终放弃对司法过程的干涉和控制，也是必然的趋势。雁江区司法局的红头文件之所以引起舆论的普遍批评，在于它死守传统的“稳定观”，因而漠视法律的尊严，无视公民的权利，对司法过程的干涉和对公民权利的侵害，都显得格外直接和粗暴。
虽然这一次的具体事件发生在雁江区，但各级行政权力机关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准确判断、正确对待新的社会现实，建立新的“稳定观”，逐步改变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认识并驾驭新型的社会动态稳定，是各级政府面临的新课题，也是执政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题中之意。
（编辑：重庆华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