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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热点：“问题农药”诱发“毛田事件”
5月以来，南方稻区早稻田间管理进入了集中喷施农药防治病虫害的季节，而这一时期也成为农民生产性中毒的高发期。前不久，湖南省湘乡市毛田乡32名农民集体中毒事件再次敲响了防范“问题农药”的警钟。
“问题农药”居然来源于合法渠道
5月9日下午6时许，毛田乡所辖的芬水村、榔树村先后有4名农民在喷洒农药后出现中毒症状，到晚上7时许，全乡先后有32人出现不同程度的全身乏力、皮肤过敏甚至休克、昏迷等反应。经当地政府和医疗部门及时组织救治，中毒农民终于脱离了危险。
据毛田乡主管卫生工作的魏海根介绍，今年早稻病虫害二化螟发生的情况非常严重，是往年的十几倍，农民不得不提前大量使用杀虫剂。
记者看到致毒农药标称“天无虫”，精美的包装箱上赫然印着“精品农药、科技打造”、“科技显威、造福于民”等字样。据目前已被湘乡市公安部门监控的经销商交待，这种标识为“上海爱立特科技有限公司”总经销的农药实际产地在河南郑州。魏海根告诉记者：“经销商和农药本身都证件齐全。特别是近段时间以来，这种农药在地方新闻媒体上大做广告，农民当然相信了。”
农药市场亟待重拳打假
“近年来农药越来越假，有些药打下去根本杀不灭害虫。”这是农民们对当前农药质量的总体印象。记者在湖南浏阳等地采访时还听到农业技术人员说了这样一个笑话：将倒出农药甲胺磷的药瓶子装入害虫，盖上瓶盖一个小时后虫子仍活蹦乱跳。
4月26日，国家质检总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农药产品抽样合格率为86.4％，也就是说仍有相当数量的假劣农药混迹市场。相关抽查表明，假劣农药主要的不合格项为有效成分含量、乳液稳定性和悬浮率等重要技术性能指标，农民购买使用后，必然会影响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甚至会产生严重药害，对农民增产增收和身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据了解，目前我国农药质量问题主要集中在农药生产小企业。这些小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多赚利润，往往采取偷工减料或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廉价高毒原料等违法手段，生产出来的产品难免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
此外，我国农药的市场销售环节也存在诸多问题。以湖南省为例，全省数千个经营农资的经销网点大多经营农药。相关证照的管理也很不规范。据调查，在一些农药经销点，销售人员对农药购买者没有多少技术辅导，农药使用说明也缺乏详尽的技术提示，不少经销商甚至有这样一种观念：“随便怎么用，只要不喝就行”。
“毛田事件”的启示
“农民普遍缺乏科学安全使用农药的常识，滥用乱用农药现象极为普遍，持续使用单一品种和高毒农药，导致大量害虫天敌被杀伤和害虫抗药性产生，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产品也受到严重污染。”湖南省植保植检站站长刘年喜忧心忡忡地说。
相关调查显示，由于农药质量问题、不合理用药和喷施机械落后等原因，湖南省每年因食用农产品中毒和农药生产性中毒的人数达4000人，其中死亡近200人。全省每年农药使用量达6万吨以上，而农药利用率却只有30％，生产性中毒事故每年发生数千起，浪费农药2万多吨，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6亿元，农作物药害面积每年高达10万亩以上。
记者在毛田乡农技服务中心看到，这个担负着全乡农业技术指导和推广的机构门庭冷落，门上一块泛黄的牌子破烂不堪。湖南省农业厅总农艺师雷秉乾告诉记者：“基层农技站点长期缺少投入，处于线断、网破、人散的状态，根本无力承担农业技术推广、指导的重任。”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基层农技人员为了解决生存问题，普遍将卖（农）药、销（化）肥作为主营业务，为了推销自己代理的农药，他们甚至随意发布病虫害情况，误导农民盲目用药。
申论热点：“临时工”不应被社保遗忘
按照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用工，必须要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因此过去所说的“临时工”实际已经不复存在。但据我们调查，相当一部分用人单位与这些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后，仍以老观念和旧办法对待他们，不按规定为他们交纳养老保险费。被当作“正式工”一样考核的“临时工”，现在已成为参保的一个盲区。面对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状况，一些企业为了实现效益最大化，压缩经营成本，就在员工工资上做文章，大量使用“临时工”，少交社保费。劳动者求职心切，对已获得的工作十分珍惜，根本不敢向用人单位提出签订劳动合同、交纳养老保险费的要求。也有部分劳动者法制观念淡薄，明知自己权益受到侵害，也不知道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这种未明确责任和权利的用工方式，极易引发劳动争议。它既挫伤了“临时工”的工作积极性，又助长了某些用工单位不遵纪守法的风气，最终会阻碍社会保障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申论热点：“致富路”缘何成了“民怨路&n
要想富，先修路。但是在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蓿亥图乡，一条本为改变当地封闭面貌的“致富路”却成了“民怨路”，愤怒的农民砸坏了修路企业建起的收费站。
出入都要交钱
农民怒砸收费站
2004年4月17日上午，蓿亥图乡10余个村的约三四百名农民砸烂了设在公路旁的收费站票亭的门窗，还用钢丝绳拉倒了票亭。
蓿亥图乡位于内蒙古库布其沙漠腹地，由于地处偏远，交通十分不便，这里一直是达拉特旗最封闭、最贫困的乡镇，年人均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
据村民反映，1998年，在乡政府的号召下，村民们出义务工修建了一条由恩格贝过蓿亥图至尔库沟的砂石路，全长约75公里。为此，沿途10个村的村民每人出了15个义务工，交纳了50元集资款，每5人拉柴草一车，总计折款322万元。
2001年，达拉特旗交通局按照全旗“二横三纵”的路网规划，将这条路纳入乌（兰）泊（江海子）线，承包给鄂尔多斯万通公司。当年11月，该公司和另一家公司垫资5000多万元，在砂石路基础上拓宽改造后，在这里建起了收费站。
对收费站的收费行为，当地农民颇有怨言。万太兴村村支书苏二、官井村村支书杨俊英向记者反映：这条路最早是由农民集资出工修起来的，村民也赞成旗里和万通公司修黑色路面，但设立收费站我们接受不了。农用三轮车每过一次收5元，摩托车每过一次收2元。记者看到，收费站设在许多村民的家和耕地的中间，他们每天到地里干活来回都得收费。村民们气愤地说，我们修路是为了致富，这样收费还不如不修路呢！
事件本来可以避免
据了解，砸收费站之前，当地村民和收费站之间就冲突不断。为此，村民多次向乡里反映，希望免除农用车的收费，并返还农民修建砂石路的集资和义务工折款。2003年达拉特旗召开人代会，旗人大代表曾向旗里提出收费站的事；2004年3月22日，乡人大代表再次在会上提出解决此事。乡党委、政府负责人也曾表示，在4月15日以前给予答复。但是农民再一次失望了，4月17日，农民一怒之下砸了收费站。
苏二说，农民砸收费站的时候，乡政府突然将一份文件发给农民，声称已和万通公司达成签约，可以一劳永逸交费10元、20元办理全年的通行证。但是，文件上没有乡政府的公章，而且日期竟然是4月13日，明显是有意造假。这更激起了农民的愤慨。
达拉特旗旗委副书记杨明指出，其实这本是一起可以避免的事件。农民提出的要求有些是合理的，而且十几分钟就可以解决，但是没有引起乡和旗里某些职能部门的足够重视。如果乡里及时向旗里通报有关收费站的情况，请求旗里出面解决；如果职能部门在收费站建立之初就预想到村民可能会不满意而想办法协调，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发生。
“收费公路”是一把双刃剑
据达拉特旗交通局局长夏芳介绍，2000年旗里准备修建乌泊线时，自治区主管部门的批复是“贷款修路，收费还贷”，但是当年没有贷到款，于是万通公司和另一家公司便垫资修建。2001年乌泊线拓宽造面后，旗政府无力偿还两家公司的欠款，就把收费权出让给万通公司，通过收费来还债。
经济落后地区为改变面貌，对修路的呼声很高。但是，有些收费站只顾收费，不考虑农民承受能力和当地实际情况，设置不合理，竭泽而渔，埋下了冲突的隐患。
从去年开始，内蒙古连续发生多起与收费站相关的冲突事件。2003年，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就因为收费站设在了出城的必经之路上，被人们砸毁。今年5月19日，110国道包头段东兴收费站也因给农民加重了出行的费用，引发了冲突。
这些现象的症结何在？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一是收费站只拣车流量最大的地方设置，常常设在出入的必经之路上。部分投资商不经竞标，而是由政府指定，收费的价格、收费站的设置往往由投资商的成本决定，而不是由市场行情决定，形成不合理收费。二是收费站过于密集。道路由多个投资商经营，形成多家收费。三是收费站不及时向社会公布投资规模、已收费还贷的情况，造成信息不对称，由收费站自己说了算。
编辑点评：修路的目的本是为了造福当地百姓，如果为收费而损害了百姓的利益，就是本末倒置，把好事办成了坏事。希望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能够时刻心系群众利益，下大力气治治乱设收费站和乱收费现象。
农民最苦农民最福（三农问题系列之一）
解读北京“两会”热点，传媒见仁见智，各成文章，然而“三农”问题是本次“两会”的一大热点却是不争的事实。
评析“两会”头号新闻，宏观有经济大局，微观有民事民生，然而就“两会”头号新闻来论，非温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所宣示“五年内取消农业税”莫属。
此无他，只因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在中国之国情中的分量之重。试问，农业长期低速徘徊，何来经济全面协调发展？农民收入长期低微，小康社会意义何在?农村乡野怨声载道，何来国家长治久安？
中国农民最苦，尽管许多城市居民已快步步入小康，尽管有相当数量农民上岸致富，但相当数量农民收入偏低，司法无助，税费繁重，村官盘剥。中南海二00四年所发布的“一号文件”没有回避现实，将解决“三农”问题列为今年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中国农民最苦，这是每一个有正义感、有同情心的国人不得不承认，不得不面对，不得不为之深思的问题，谁也回避不得，任何的视而不见都是冷漠与无情。就此，政府有两种选择，一是视而不见，麻木不仁，粉饰太平，我行我素，但其结果只能是饮鸩止渴，积重难返；另一种选择是，勇于承担，深刻反思，痛定思痛，义无反顾，其结果是一纸告天下，温暖万人心。
温总理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承诺在五年后取消农业税，这着实是一大手笔，是真正减轻农民负担，利农爱农的大举措。令制约农业的多年沉疴一举扫除，令中国农民多年重负一举卸去。在中国城市居民必须纳税，在世界大多数国家没有此等免税优惠之际，中国农民从某种意义上成了中国最幸福的群体。
中国“三农”问题，积之久矣。究其原因，既有自然环境因素，又有政策因素；既有历史积累，又有条件制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给农民免税，必须有钱来作后盾。中国历朝历代，执政者都想到给农民免税，但这一锦囊妙计多制约于囊中羞涩。感谢邓公当初惊人一语：“发展是硬道理”，至理名言，令国库殷实，国币富足，致使今日免税之事渠成水到，心想事成。
中国自古农业立本，早有“民以食为天”之古谚，重农以商，自古有之。至今三个产业之孰轻孰重，已无定论。不过有一点是举国上下之共识，即农业不能弱，粮食不能丢，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之际，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如何反哺农业，反哺农民，乃当今新的课题与选择。
中国农民历来有最勤劳、最务实的美德，今日农民免税，无疑为农民卸下重负，令农民可以轻身快步前行。如此，则中国农业有望，中国农村有望，中国农民有望。
申论热点：留学热，一声叹息！
当教育成为世界看好的产业，当求知允许跨越国界，当先富一步的国人腰包渐鼓，从英才扩展到平民，从时代骄子扩展到普通百姓，留学热正夹着狂风热浪席卷着我们泱泱文化大国。它带给了人们的圆梦与欢娱，也制造出让人揪心的失望和痛苦。
资料显示，截至2003年5月，中国留学生人数达58万名，分布在103个国家求学，中国留学生人数已居全世界首位。而近四年来，中国的留学热浪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留学生年增长幅度在35％以上，而且至今不衰。
据有关部门统计，北京市内从事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的机构有300多家，其中经国家教育部、公安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等部门批准具有出国留学中介服务资格的仅有46家。由于当前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非法多于合法，致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出国留学人员上当受骗，造成的经济损失少则一两万元、多则近十万元。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的统计数字显示，2003年上半年，全市受理对自费出国留学的投诉二三十起，与去年同期相比有较大幅度提高。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2003年5月18日晚，乌克兰国际技术大学（基辅工学院）一名中国留学生返回宿舍时，被保安盘查证件，双方发生争执。随后部分中国留学生与保安及乌克兰学生发生冲突，校方请当地警察出面调解后平息。事件中，3名中国留学生受伤。19日下午，乌克兰学生与中国留学生再次发生冲突，有2名乌克兰学生受伤，该校数百名乌克兰学生聚集在中国留学生宿舍楼门前……
2002年11月某个周末的凌晨2点，新西兰北部城市奥克兰市区。一名中国留学生从一家夜总会出来，刚走到门外就被三名剽悍的当地毛利人劫持。这名学生未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嘴就被胶条封住，眼睛也被蒙上，然后被塞进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里，飞快地驶离现场。半个小时过后，汽车停在一幢别墅前。这名学生被押进屋里，当被揭去蒙眼的胶条时，眼前站着的也是一名中国人，初步的对话使他明白，他被自己的同胞绑架了。绑匪要他交出一定数量的钱才放他回去。起初这名学生不从，当然受了不少皮肉之苦。最后，他不得不把远在中国的家庭电话告诉绑匪，绑匪通过手机直接与他母亲通话，告诉她立即汇来125万新元（约和71万美元），否则就撕票。据说他母亲立即答应了绑匪的要求……
来自《北京青年报》的报道更让人不寒而栗。2002年2月10日，中国农历二十九晚20时，加拿大多伦多Finch西大道KEELE大街，来自中国武汉的女留学生陶琳学完车后正匆匆忙忙地往自己的住所赶。对于1982年2月13日出生的陶琳来说，再有三天就是她20岁的生日了。她于1999年赴加拿大留学，2001年12月结束语言课程，现在是约克大学英语进修学院全日制学生。
虽说天已黑了，但Keele大街不算偏僻，而且她的前后都还有行人，所以想必陶琳也没有觉得担心害怕。
20点06分，当陶琳走到约克大学附近一座公寓大楼停车场的时候，一名歹徒突然对她发起袭击，陶琳挣扎着与他搏斗，不过，由于大街前后的行人离她太远，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过往行人并没有发现异常，当大家听到动静都往这个方向看时，一切都太晚了：陶琳倒下了，歹徒也逃走了。
当闻讯赶来的警察到现场后发现，陶琳身上有严重刀伤，于是赶紧把她紧急送往医院急救。医生们面对过重的伤势回天无力，陶琳不幸身亡。令警方震惊的是，陶琳是被凶残的歹徒割断喉咙而死的。
无独有偶，2002年8月19日，留学渥太华的25岁的中国学生唐文峰和室友施哲在下午4时从商场购物后来到停车场，就在两人准备上车的时候，3名亚裔及1名非洲裔男子突然从旁边冲了过来。四名不法之徒手持凶器将两人逼上唐文峰的轿车。在被掳途中，四人反复殴打唐文峰，搜光了他们身上的现款，剥去了他们穿的名牌衣服。唐文峰的那位朋友右脸被歹徒狠狠地砍了一刀，事后足足缝了30针。
不过，幸运的是，血流满面的唐文峰的朋友一小时后被歹徒一脚踢下了车，这才算是捡回了一条命。这位朋友立即向约克区警方报案，巡警也立即出动搜寻那辆轿车的下落，但由于种种原因，被劫持的唐文峰及轿车直到22日才被发现，此时，唐文峰已经遇害。
……
车祸、绑架、抢劫……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留学生家长的心。儿行千母担忧已经演变成了”儿行万里母揪心”。很自然，留学生的安全问题成为留学问题中的重中之重。每一次意外事件的发生，都对周遭的留学生们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也将引起了中国驻外使馆、留学专家、中介机构等各个领域不断的关注和思索。
可怕的资源流失
世上没有0元的午餐。漫长遥远的留学路需要真金白银铺成。伴随着中国留学热的震耳涛声，中国最稀缺的资源——资金与人才那哗哗外流声让国内经济界、教育界专家蹙眉揪心。
据一些教育研究机构估计，进入2002年，我国自费留学生近20万，按年均消费8万元算，一年家庭送子女出国留学的费用在１6０亿元人民币。一些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法国等国家的大学看准了中国人的出国留学热，高举“教育是一生中最大的投资”的招牌，纷纷向中国的“投资者”抛来了绣球。
2003年3月，汇兑业务方面位居世界前列的跨国公司西联汇款在中国推出国际汇款“线上”速兑，可在数分钟内安全快速地在全球范围内完成一笔汇款业务。西联汇款的负责人称，他们看重的是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留学生派出国，“民间资金的汇兑量已冲破100亿元人民币”。
对国外的教育机构而言，招生无异于“招钱”。来自留学中介机构的介绍表明，到英国念完学士学位，4年就是64万元人民币；到美国念硕士学位，每年的费用也在1.8万美元。这还不算交给中介机构的数万元人民币手续费。据一位曾留学美国的教师介绍，美国大学招收的美籍学生当年一般是不交学费的，要等有关部门根据纳税情况核算后，减免一定费用后才交学费。可是招国外的学生，不但要先交钱，而且一分也不能少。有的学校对外国学生收取的学费几乎是本国学生的2至4倍。据美国学者估计，留学生每年可给美国带来33．5亿美元的财富。中国大陆是美国高等教育出口的第二大市场，1998年的贸易额超过７亿美元，如果加上台湾的4.5亿美元，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教育的第一大进口国。澳大利亚也从对中国的教育出口中大大获利，澳大利亚对华教育出口在对华出口产业中位居第四，从中国获得的收益仅次于羊毛、矿产等传统资源对中国的出口。
大量民间教育投资的外流，无疑使本不景气的教育事业雪上加霜，必将导致国内教育投资匮乏的恶性循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财政加大了教育的支出，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长期欠债，使每年数以千亿元的国家教育投资难填“嗷嗷待哺”的教育深壑。2002年中国高中在校生约1700万，平均每届学生500多万，初中在校生则超过6300万，每届学生平均超过2100万。也即全国高考人数将在短短几年后，冲破2000人大关，而经过三年跳跃式扩招后，国内高校年招生规模仅为260万左右。教育的需求与供给间仍然相去甚远。
在教育投入的“赤”字背后，是教育水准的停滞不前——教育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充裕的物资保证。雄厚的教育资金，是教育质量提高的坚实基础。而留学热却在我们教育投资严重匮乏的困境中，一年卷走了100多个亿的民间教育投资。
比资金流失更令人扼腕的当是成批量人才资源的流失。《中国青年报》一篇题为《最优秀的学生去了哪里》的报道称，2001年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生2217人，研究生2002人，毕业后直接出国留学的有831人，占毕业生总数的接近20％，其中有711人去了美国，比例接近87％，比上一年增长了9个百分点。这一年北京大学物理化学专业毕业32人，直接出国留学的达28人；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毕业15人，出国人数达13人，比例接近90％。1998年，清华大学毕业生直接申请出国留学的为760多人；1999年为960多人；2000年更是冲破千人大关，达1120多人；2001年继续保持在千人以上，而且每年都是持续增长的势头。难怪大学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一流的学生去了美国。二流的学生去了国内的外企。三流的学生在本国难以找到工作。
在国内英才纷纷踏上出国路的同时，发达国家相继为白领、金领的华人们植下了梧桐树：2001年，美国移民局发放了20万个用于招聘科技人员的签证，其中我国占10%；德国政府实施“绿卡计划”，将揽入15万个专业人才，中国是其首要目标之一……
在国内英才纷纷踏上出国路的同时，发达国家相继为白领、金领的华人们植下了梧桐树：2001年，美国移民局发放了20万个用于招聘科技人员的签证，其中我国占10%；德国政府实施“绿卡计划”，将揽入15万个专业人才，中国是其首要目标之一……
硅谷的骨干，大都毕业于清华、北大等国内名牌大学。早在1997年，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北大方正集团董事王选美国考察归来就无限感慨道：硅谷的公司中没有美国人并不稀奇，而没有中国人的高科技公司则是罕见的！
高精人才的大量外流，不仅使中国的先期人才培养费付之东流，而且削弱了中国在国际经济技术竞争中的实力，提升了竞争对手的人才优势。当年国内名牌大学的同桌们，一个个成了当今中国商战在国际赛场上的强劲对手。
有人痛惜：在人才培养的漫漫长路上，难道中国人辛勤种树，让外国人轻松摘果？国家及千万个家庭花费巨资，就为了给国内过关斩将层层挑选的的人才们打开一条留洋的“不归路”吗？
谁的眼泪在飞
追求幸福美满的生活，可能是每个中国留学生踏上留学路的初衷。然而，出国并不等于幸福。中国的千万家庭正被留学热浸泡在泪水与痛苦之中。
也许人们不会忘记新东方学校副校长、远近有名留学咨询专家徐小平在他的纪实作品《图穷对话录》中的慨叹：“当你梦见遥远的星空，是否陷入人生的黑洞？当你跋涉无边的苦海，是否看到身边的新岸？”书中讲述了一幕幕出国的悲剧，解剖了留洋者的种种不幸。其中留学生吴乃仁由出国而发生的家庭悲剧让人欲哭无泪。1997年6月，华北电力设计院的工程师吴乃仁，告别新婚20天的妻子和年老的母亲，远渡重洋去了美国西部的一所大学读电子工程学博士，享受全额奖学金，约定很快与妻子在大洋彼岸相聚。可是，吴家却自此开始了全家的悲惨生活。吴乃仁在美国不知原因地被导师切断了奖学金，中断了博士课程，几经周折屈就于一所不知名的大学读起了硕士，精神受到严重打击。而妻子古莜芬奔波于签证的长路，经历了十次拒签、三年苦盼的煎熬，已是未老先衰。母亲思儿心切、哀儿不幸变得精神恍惚……原本幸福的家庭，却因留学酿成了悲剧。
为了防止移民，老外们想出了拒绝留学生带配偶的高招——签证，这让中国的语言中加进了“留守夫人”、“留守丈夫”的新词汇。一些人学成归来与家人团聚，一些人将丈夫或夫人接到了国外，但还有些人，却耐不住独处异国的孤独与寂寞，扮演了留学热中的“陈世美”，他们抛下砸锅卖铁变卖家产甚至卖血供自己留洋的配偶，投向了金发蓝眼人的怀抱。这给无数家庭平添了难以忘却的伤痛。上海的林女士，三年前送夫到加拿大读博士，海誓山盟般约定拿到博士证就移居加拿大，永远不再分开。但林女士1000多个日子的等待，等来的却是负心郎寄来的离婚签约。在这些家庭中，若有了孩子则显出更多的痛苦与无奈，孩子生活在单亲家庭，没有完整的父母之爱，没有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很容易造成性格上或心理上的缺陷，影响孩子健康成长。
即便夫妻双双出国，在国外生有可爱的小宝宝的家庭，也不一定就拥有幸福。小盟是1996年，大学毕业后来的美国，先上学后工作，有娇妻爱子，物质生活似乎是越来越好。但想想自己，看看别人，怅然若失的感觉却有增无减。在异国夫妻俩为了有高薪防老，整日不停地工作。有着美国国籍的儿子，却因长着黄皮肤、黑眼睛而被视为二等公民。年迈的父母不懂英文，更不习惯西方的生活方式，只能隔几年把老人接来住住。但父母在国内头疼脑热自己无法床前膝下侍候，尽孝的愿望被千山万水阻隔。养儿为防老，小盟的父母看到别人家享受天伦之乐时，也常常怀疑让独子定居国外的决定是否有问题。这种家庭是否算得上美满？！
子女出国留学本是一件好事，但有的家庭在此问题上存在盲点，以为只要子女出国留学就会有好的前途。于是乎，或无视子女的学习成绩不好，或不顾孩子的性格缺陷，尤其是不看家庭的经济收入，在留学热中盲目追风，迫不及待地将孩子送到遥远的洋学堂。不少家长节衣缩食把钱都花在子女出国上，有的甚至不惜举债，结果收获并不大，枉费了一生的血汗钱，有的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北京市的中学生陈钢16岁被父母送到新西兰读高中。由于口语不过关，听不懂老师的课，一年中转了三次学，在花完家里借来的20多万人民币后，被迫打道回府，但这个普通工人的家庭，从此背上了可能几十年难以还清的债务。有调查显示，自费出国的群体中，有60％的家庭靠借贷资金承担昂贵的留学费用。
留学，留下的是无奈和辛酸！
将来进行时
公派留学的相关应允瓜熟蒂落。自国家最初实行“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政策后，为适应国家对公费出国留学改革的需要，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也应运而生。由政府部门负责具体实施、按计划下达指标的国家公派留学做法被“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选派、管理办法取代。截至2002年底，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已向50多个国家派出各类留学人员15100余人。
自费留学政策半径也在不断放大。一方面，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开办的自费留学服务以及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多次组织的国际高等教育展，为自费出国留学者提供了了解国外信息的好机会。另一方面，国家进一步规范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机构。1999年6月，首部《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出台，对中介机构的经营行为进行了规范。2002年12月，教育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进一步规范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活动秩序，对比较突出的留学中介机构转借资质、编造虚假材料、擅自开展未经确认的出国留学项目、发布虚假广告等问题进行严厉查处，并对留学中介的市场准入、与境外机构的合作、广告宣传等做出明确规定，对进一步规范留学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今，留学中介机构必须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取得教育部颁发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认定书》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经营范围中含有“留学中介服务”字样的营业执照，并按规定交存备用金。未经批准和登记注册，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可从事留学中介活动。此举有力地维护了自费出国留学生的权益。
为切实保护留学人员利益，加强对自费留学中介活动的监管，从今年起，教育部将在每年高考之后陆续发布经所在国教育主管部门认可的国外学校名单，并定期对所公布的名单进行修改和更新。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通过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www.jsj.edu.cn)和中国留学(www.cscse.edu.cn)，首次公布了美国、英国、丹麦、南非、挪威、马来西亚、爱尔兰、荷兰、希腊、塞浦路斯等10个国家的部分认可学校名单。这批名单主要由各国驻华使馆等机构提供。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强调，公布认可学校名单，并不表示我国政府对这些学校颁发学位证书或学历文凭的承认，相关事宜必须按照我国有关政策规定办理。
与此同时，各国的留学信息逐步公开，留学程序更加透明。从2001年起，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主要留学国家驻华大使馆网页实现了汉字化。这些国家所有的学校情况在网页上几乎都能查到。随着留学资料的公开化，以往留学中介机构一半的业务由使馆代劳了，因此留学中介的价值取向势必发生变化。其中一个具体体现是针对所有资料的公开化，如何帮助留学人员解读公开化的资料，并且提供留学申请的实战经验、根据不同的留学条件制作相应的留学申请、协助留学人员顺利获得留学签证。留学培训项目的核心内容就是把传统留学中介的一切运作公开化、系统化、完整化，从而降低留学费用。
不仅如此，针对中国海外留学生的海外安全问题，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司长罗田广日前指出，中国将进一步加大领事保护力度。罗田广当日在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与网友在线交流时透露，“从我们工作范围来讲，我们确实感到这几年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公民中发生的案件越来越多。这里有被绑架的、被害的、被骗的等等。”罗田广表示，中国驻外使领馆将进一步加大领事保护力度，并且与驻在国的警方、移民局、外交当局等有关部门加强联系，宣传中国的有关保护侨民的法律法规，把领事保护工作做在前头。此外，还将加强与国外中国公民的联系，经常了解他们的工作和学习，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及时提供驻在国有关法律规定，特别是涉及到外国侨民的法律规定，以便中国公民能够遵守当地法律规定，搞好自己的生活和学习。
特别值得庆幸地是，潮起潮落的留学热培养出了人们成熟的心态，给了人们识别留学陷阱的“火眼金睛”。前几年，留学市场的消费行为表现得很不成熟，一些想留学的学生对留学目的国的教育情况、社会制度几乎一无所知，所选的院校和专业也是什么吃得开就选什么，全然不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有的甚至放弃国内有前景的专业，负债而行，结果不得不在国外“练洋摊”，误时误事，人财两空。在2002年，这一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多数学生和家长抱着明确的目的参加教育展，他们不再盲目追逐大国名校，而是根据自己的专业情况、经济情况做出适当选择，对学校、专业“挑肥拣瘦”。在航天部门工作的刘先生面对提供半额奖学金的美国五所有名的高校毫不心动，直至远近有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承诺提供全额奖学金、专业为计算机时，才走出国门。不仅如此，过去盲目追风赶潮打算送孩子进洋学堂的家长，面对各国留学服务机构对小留学生的狂热争夺，表现出更多的冷静与理智。今年在深圳举办的国际教育巡回展，带着十几岁子女忙咨询的家长不再成为会展的主角。一位家长得知没过语言关、自理能力差的少年不宜留学后，自动放弃了送孩子到加拿大留学的计划。面对留学热，中国人已显得日渐理智与成熟！
（编辑：重庆华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