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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写作：高校教师应重修德
前不久，个别高校教师在招生中搞权钱、人情交易的“黑幕”被披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有人说，这只是“冰山一角”，师德不佳的问题非止一端。语虽偏激，但发人深思。
应当肯定，高校教师师德状况总体是良好的，是与高等教育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但也不必否认，在一些高校出现了不少不讲师德的现象，而且有发展趋势：有的教师不精心备课，用陈旧过时的讲义对付学生。有的教师无心授课，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办公司、“走穴”。有的教师不讲专业知识，而热衷于“传授”赚钱的“秘诀”。有的教师剽窃、抄袭他人学术成果，或把学生的成果据为己有，等等。这些现象虽不很普遍，但危害性较大，影响了大学生的健康成长。目前，少数大学生存在理想信念迷茫、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一些高校师德缺失分不开的。
有的高校教师认为，大学生不是中小学生，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师德未必会对大学生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因而不注重修德。这种理解是不对的。大学生正处于“精神成人”的重要关口，品德、人格、志趣等正在定型之际。有人说，“教师个人的范例，对于青年人的心灵，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的最有用的阳光。”作为大学生的重要接触对象，高校教师是大学生为人处世的直接参照系，他们的德与行是大学生走向“成人”和“定型”的直观范本，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大学生们不仅在意教师怎么说，更在意教师怎么做；不仅看重教师的才，更看重教师的德。这些都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他们能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能否培育出高尚的思想品质和良好的道德情操。高校教师的师德对大学生的影响绝非微不足道，而是重大深远。
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以人格来培育人格，以灵魂来塑造灵魂。徐特立有句名言：“做教育工作的人一般总是先进分子。”师德，作为教师的一种较为稳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是社会对教师的基本要求，是教师所应遵守的行为规则。要想育人，必先正己，古今亦然。有的教师坐不了“冷板凳”，耐不住寂寞，抵制不住种种名与利的诱惑，以致思想道德出现滑坡，也就谈不上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有的高校对大学生重智育、轻德育，只教书、不育人，也就谈不上重视师德的铸造与培养。古人云，“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成德，既要成学生之德，也要成教师之德。只有把“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先锻造好，才能在高水平和高层次上育好人。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陶行知先生高尚的师德操守令人钦佩，也广为流传。今天，高校教师要养成良好的师德，不仅在于要继承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师德优良传统，更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着眼于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着眼于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以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风范影响和教育学生。这样，我们才能把大学生这一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发掘好、锻造好，使他们真正成为造福社会的有用之才。
申论热点：请为平民的群体遇难下半旗
请为平民的群体遇难下半旗
李泓冰
●我们没有为死于灾难的平民举国致哀的习惯。在决策者高度重视“以人为本”的时候，让我们呼吁为群体性的平民死亡事件举行一次隆重的葬礼吧，让鲜红的五星红旗，在共和国的土地上，为平民百姓在灾难中的不幸死去，而沉重地低一低头吧！
最近，一部叫可可西里的影片震撼了刚刚在影院里对老谋子冷嘲热讽的观众，并且把荒凉的可可西里以及悲惨的藏羚羊，再一次强有力地推向城里的风花雪月，让人们在巨大的反差中目瞪口呆，一掬同情之泪。
导演倒是很冷静，“我不想煽情，观众最容易抹干了眼泪，把什么都忘了”。真是一语中的。但是，关于可可西里的“煽情”，这些年其实累次出现。可可西里冷峻的美丽，藏羚羊凄绝的美丽———他们在媒体和艺术作品中不断闪回，让创作者和观众都不约而同地震撼了：这份距我们的现实生活十分遥远的美丽，正在消失之中。而美的毁灭，是悲剧永恒的题材。
换一个角度，如果并不美丽的生命消亡了，还能赚来那么多眼泪吗？也许，这些穿着薄羊绒背心、在影院里哭得稀里哗啦的观众，出了门儿就奔涮羊肉馆子，一边吃一边对影片中的生命绝唱大加感慨，浑没有想到，他们正在“毁灭”藏羚羊的“亲戚”。当然，一只草原上或羊圈里普通的小羊，绝对是不值得煽情的。它们太多了，太司空见惯，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太近了。
如果我们对生命同情之区别，仅止于对珍贵的藏羚羊或是并不珍贵的小绵羊，那也就罢了。怕的就是，我们已经对身边的悲剧习以为常，而对遥远的美丽万分揪心，仿佛我们对生命的同情程度，是取决于这生命距离之远近、是因为这生命美丽还是平凡……
比如说，就在《可可西里》上映的这几天里，还有一些平凡的、不那么美丽的生命，就在我们身边飘逝了：河南大平煤矿发生瓦斯事故，56人遇难、92人失踪，生死不明。这些矿工分别来自河南、山东、四川、安徽等省份的33个县……他们不遥远，他们的兄弟和乡亲几乎每天都在各个城市与我们擦肩而过；他们也不美丽，脸上蹭满了煤污，满身都是臭汗味儿，说话土得掉渣儿；他们也不珍稀，他们在中国的兄弟姐妹数以亿计。在他们的悲剧面前，绝大多数人的反应是，感叹一声，关注一下有关新闻，但是，过不几天，就把他们遗忘了。这些生命飘逝所引来的关注，怕是还没有对藏羚羊来得持久一些———因为，这些不美、不遥远、不珍稀的生命，没有艺术家为之“煽情”，为之树碑立传。虽说拍摄民工从距离上来说，要比拍摄可可西里的藏羚羊来得容易，但是，民工潮出现十余年了，其间悲剧无数，但反映民工命运的，我印象中只有一部陈小艺主演的轻飘飘的《打工妹》。
这些采煤工的飘逝，因为人数过于庞大，一时间还比较醒目。而更多不美也不珍稀的生命的消失，却更不醒目，比如那个因吸毒的母亲被拘、警察竟不通报家长而致活活被饿死或是吓死的三岁小女孩李思怡……
新疆曾有过一幕悲剧：一家影剧院大火，参加会议的官员悉数出逃，而数百个孩子却活活被大火烧死。当年就曾有人提议，能否举国为这群无辜的孩子下半旗？此议未能实行。后来，还发生过数不胜数的群体性生命悲剧，我们仍然没有为平民死亡举国致哀的习惯。现在，在决策者高度重视“以人为本”的时候，笔者愿意再度呼吁：让我们为群体性的平民死亡事件举行一次隆重的葬礼吧，让鲜红的五星红旗，在共和国的土地上，为平民百姓在灾难中的不幸死去，而沉重地低一低头吧！
在我们关注遥远的可可西里、为不幸的藏羚羊慷慨解囊的时候，请让我们也为身边的死亡默哀，为这样的悲剧不再上演尽各自的努力，也请悲剧背后的渎职者付出他们该付的代价……
申论热点：招商为何招来“百姓怨”
前不久，本刊收到读者来信，反映江苏省金湖县的工业园区存在“空壳化”、“垃圾化”的现象。金湖，地处欠发达的江苏北部地区，在落后的经济和严峻的现实面前，金湖县政府走了一条被群众称之为“不计后果”、“不计代价”的招商引资之路。政府没有料到的是，这条招商之路招来的竟是民怨沸腾！
招商为何招来“百姓怨”
本刊记者孙彬姜涛
百姓疑：招来的是“宝贝”还是“垃圾”
据了解招商引资内情的金湖居民介绍，在金湖工业园内，不少是国家明令禁止的“五小”项目和污染项目，如“理士（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印染针织厂”、“栋删涂料厂”等，造成当地地下水严重污染。在采访中，不少群众向记者表达他们的疑惑：招商招来的到底是“宝贝”还是“垃圾”？
据金湖县招商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罗建华介绍，“理士科技有限公司”是美商独资企业，是一家专业生产铅酸蓄电池、镍氢电池、锂电池、电动车、充电器、塑胶等产品的大型企业，是金湖县开发区内最大、上马后效益最好的企业，基本上没有什么污染。
但是，当地很多群众对此说法并不认同。他们说，“理士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污染在工业园区内最为严重，其主要生产原料为盐酸、硫酸和铅等，污染物注入地下后将造成地下水严重污染。为防止污染消息外露，该企业很少使用本地人，生产工人大多都是来自安徽、河南、湖北等地的农民。
另据知情人士反映，这个污染项目是国外淘汰的污染项目，投资商先去东南亚投资被拒绝，后想在广东、上海或苏州建厂又都被拒绝。2002年，金湖县领导闻讯后，把这一项目当成“宝贝”抢了回来，引资人受重奖，县粮食局局长张某享受副处级待遇，获奖金15万元，家属被安排到事业单位上班。“理士”公司也得到特别优惠：每亩地价只缴1.8万元，而且享受税收“五免五减半”待遇。由于该公司的产品号称是出口产品，每年县财政还要返还退税款近300万元。如今，“理士”公司的污染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日益严重。
记者随机采访到的工人来自山东、安徽、湖北等地。一个来自山东的工人说，他们来之前就有人走了，说是生病了、中毒，“还死了一个呢”。几个正在吃饭的工人告诉记者，他们是山东、河南的，上班戴着防毒面罩，这个工作不能干时间长，干两年工厂就把你赶走了。
金湖县环保局环境管理科陈继红科长说，这家工厂有淮安市环保局的评估报告。但金湖环保局环境检测站站长殷大举却有他的难言之隐：“现在企业有‘绿卡’，没有软环境建设办公室的批准，任何人都不能进入工业园区随便检查。”他跟记者讲，他儿子告诉他，老师讲过，一节电池扔到水里就能污染一条河，金湖建了个电池厂，能没污染吗？
另外，在县城东部的华鼎化工有限公司，是从福建厦门招来的合资企业。今年4月份发生事故，中毒的45人，较重的7人。周边居民对记者说，1994年以来，就有11人得癌症，死掉8人，有没有毒我们不知道，但最明显的是水浇到地里，地里的菜就死了。
在采访中，一些群众表示，过不了几年，号称“鱼米之乡”的金湖县就是“污染之乡”了。
百姓问：是发展经济还是弄虚作假
记者在金湖工业园区内看到除几个工厂开工外，大部分是正在施工建设的企业。不少企业是盖好了厂房，圈上了围墙却没有生产，大片空地上是疯长的杂草。对此，当地群众在问，如此招商是发展经济还是弄虚作假？
一些群众说，为招商引资，金湖县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对外商有许多优惠，主要是优价土地，每亩1.8万元，还帮助搞银行贷款，享受税收优惠。完成招商任务的单位和个人，提拔重用、重奖现金、安排家属子女就业，可谓“三喜临门”。完不成任务的停职检查，待岗或就地免职，工资发一半或停发，直到完成任务为止，重罚之下“逼良为娼”的现象屡屡发生，最常见的手法和方法就是“嫁接包装”和“组合拼装”。
“嫁接包装”是招商者和投资商合作的产物，一般是和本地小企业进行“嫁接”，100万元的投资“嫁接”成1000万元的大项目，以骗取优价土地和优惠政策。由于大多数项目是如此运作出来的，因而本地工业园区项目十有九空，许多项目纯属炒地皮，是典型的“圈地运动”。
“组合拼装”是为了骗取重奖和重用，一些人把招商实绩全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形成“聚合效应”，让一个典型人物因功受奖，奖金到手大家分。此举导致许多人不计后果地弄虚作假，骗荣誉、骗地位、骗奖金。当地群众认为应该立即纠正这一做法，严惩造假者，追回他们不应得的奖励。
罗建华说，为了发展经济，以前，在招商引资方面实行“一逼三创新”。即领导带头逼招商，要求各乡镇70%的干部参与招商，党政主要领导70%的精力用于招商，70%的经费用于招商，对招商引资半年一考核，对完不成任务的，乡镇主要领导干部就地免职，事业单位人员不予聘任，凡完不成任务的部门扣发工资。全县还确立“招商若是零、一切等于零，项目若是零、一切等于零”的政绩观，凡完不成任务的乡镇、部门推行“集体起立、抽掉板凳、重新组合、竞争上岗”。
百姓盼：变招商引资为招商选资
招商引资，金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曾引起群众集体上访。县财政赤字将近上亿元，招商引资变成了财政的负担。反正领导干部有了招商政绩，就可以提拔重用，立功受奖，调任新职务。而他们给乡镇财政留下的一个个难以填平的“黑洞”，不知其继任者将如何向全县人民交代？
盲目招商，赌博式的引资，最终得利的是投机者，它给地方带来的是巨大的负担和不可预估的风险，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这种政绩工程不仅没有给群众带来多少实惠，反而使农民失去了上万亩赖以生存的土地。群众呼吁：希望政府真正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积极调整招商思路，坚持正确的政绩观，变招商引资为招商选资，不要“捡到篮子里就是菜”。这样，才能真正推动本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真正造福于民。
申论热点：韩国人的"民族精神"不可学？
读罢莫教先生的大作《别学韩国人的民族精神》（载于《读者》 2004―14），让我思考很多。
莫教先生说，"殖民地国家总难避免受宗祖国的影响"；"韩国人强烈的民族情绪，在我看，是日本留给它最恶劣的-种影响"；"韩国人的民族精神比当年的日本还要强烈，几乎是红着眼睛要与日本一较高下的那种"；"人人坚决抵制洋货，只买国货；遇到金融危机，人民争相献金，这是很多中国人高度赞扬的韩国人的民族精神"，但"让人肃然起敬的民族精神，实际上却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民族精神发展到极致的愚昧，莫过于此。"他因此而得出结论："韩国人身上可学的地方很多，但这种民族精神恰恰是最不能学的。"莫教先生讲的这些话，我越读越觉得难以消化，有时竟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当然不能说他讲的完全没有道理，但起码可以说是不全面。
韩国原来就是一个有着高尚民族精神的优秀民族。在上个世纪初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以后，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统治和残酷镇压，并没有屈服，更没有丢弃自己的民族精神。由于有这么-段受日本帝国奴役的历史，使他们痛切地认识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独立自强的极端重要性，变得"极度自尊敏感"，"比当年的日本还要强烈"。在这种自尊、自重、自强的民族精神支配下，他们"人人坚决抵制洋货，只买国货；遇到金融危机，人民争相献金"，此令全世界人刮目相看的事情有三："第一，即使在今天，韩国的马路上也几乎看不到外国车，你买了进口车，第二天就可能被愤怒的爱国者刮掉油漆；第二，政府指导型的经济模式，让银行牺牲掉资本收益率更高的给中小企业的信贷机会，把资金投放到能为民族争得荣誉的行业上。另据反映，为了挤占日本市场，他们甚至赔本把汽车卖到美国去"。特别是在亚洲金融风暴袭来时，为了挽狂澜于既倒，成千上万的韩国老百姓，自发地从家中拿出珍藏的金银珠宝，排着长长的队伍，把它无偿地捐献给国家。这里面，有的是几代人珍藏的"传家宝"，有的可能是这家人赖以生存的"全部家当"。他们-个个都像为解国难而慷慨赴死的义士，表情庄重严肃，没有一丝悔恋之情。在这样的历史镜头面前，不用说与韩国有一衣带水之情的中国人，就是远在其它几大洲的有识之士，谁不为之感动呢？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个伟大的、有着无限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民族。果然不出所料，他们很快又"创造出惊人的奇迹。"比如，它的汽车工业开始发展还没几年，就在北美抢滩登陆，1988年时，在加拿大市场就超过日本汽车的份额，成为高丽民族的骄傲之花。
从市场规则和资本意志来看，这样做不能算是十分明智的，也可能给本国的经济带来风险。但他们在面临亚洲金融风暴袭击的生死关头，在和比自己强大无数倍的日本人的竞争中，不依*全民族背后的支持是不可能占上风的。这种精神，这样的业绩，难道不值得韩国人骄傲吗？不值得"很多中国人高度赞赏"吗？
因此，在我看来，韩国人的民族精神不仅可学，而且还应该是首先要认真学习的。
申论热点：加大惩罚力度势在必行——由河南重大矿难引起的思考
又一起矿难发生了，又不知有多少人将伴随这样的亲离之痛苦苦挣扎。痛定思痛，责任追究肯定要马上进行，事故原因最终也会彻底查清，难到只能做到这些？
当然，会有人站出来说，一直在采取预防措施，安全管理制度也井然有序的在执行，职责也分工明确等等。但是，这样就说明相关部门没责任了？本人认为，预防措施未建全，责任追究惩罚力度不够，是使安全问题发生几率高的一大因素。
首先，措施不建全。有的部门为了应付国家安全检查，东拼西凑，借用其他部门的举措，并未完全从本部门实际出发，制定针对性强的措施。这又使生产一线的劳动人员放松了警惕，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如果，对技术人员严格要求，怎么能会使他们犯技术性错误？那么如果一直注意瓦斯的浓度，及时处理的话，怎么会让这些无辜的生命消失呢？
其次，责任追究惩罚力度不够。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俗话说“杀机骇猴”，要想杜绝同类事故发生，就应该加大惩罚力度，使想只贪图利益的有关责任人把“侥幸”过关的心理消灭在萌芽状态。近年来，经常在报纸、杂志或电视等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消息：某某贪官，因贪污受贿罪、挪用公款罪、XX罪被判XX年徒刑或无期徒刑。如果规定贪污1000元以上是无期徒刑，贪污10000元以上是死刑，还会有贪官？这点钱还不如他们的工资高呢，他们还图什么利益啊？所以说，就是因为在惩罚力度方面太松了，给这些人开了个后门，才纵使他们明知故犯。
为了给国家减少损失，给人民更加安定的生活环境，就应该重手出击，加大打击犯罪力度，杜绝隐患。这方面新加坡的法律制度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借鉴，即使再微小的比如不孝敬老人的事情总会有相关的法律来制裁。
申论热点：讨要工钱何时才能走出“以死抗争”的困境
七名山东到沈阳打工的民工，在要不到工钱，没有路费，买来的粮食又被强行没收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服毒自尽，以死讨要自己的血汗钱！七名民工痛下决心：“不给工钱就吞药。”10月25日一大早，一位王姓女工友打开男民工房门时，看见房间里昏迷着七位民工和床上撒落的药片后，迅速拨打了120，急救车火速赶到工地。据悉，该工地20多名民工，干了一年，工地老板欠他们十七八万块钱，一分未给，老板当初答应一月一付，可现在他们讨要工资却被赶出来，万念俱灰的民工只好选择轻生。（见《齐鲁晚报》10月27报道）
又是一起民工“以死抗争”讨要工钱的悲剧，看到这“辛酸一幕”后，让人心生怜悯的同时，更对那些不仁不义的工头们感到无比的愤慨！黑心工头的这一做法缺失了基本的人文善意不说，更是对我国《劳动法》的严重践踏！有关部门必须及时进行干预，坚决制止这种不法侵害行为。我国《劳动法》曾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报酬。劳动法是这样规定的，可黑心工头们就是拿着法律当儿戏，对这样的“法盲“就必须用法律之棒当头来它个棒喝，否则民工“以死抗争”要工钱的悲剧还会重演，这一点不容置疑。
最近几年，民工“以死抗争”讨要工钱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有的爬上吊塔，有的则要自焚，上演了一幕幕轻生的悲剧。尽管有关部门及时采取了一些措施，可现实中这样的悲剧还是在不断地重复着，这不能不说是文明社会的悲哀。
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社会困象，造成民工屡屡“以死抗争”讨要工钱的尴尬局面，首先反映了劳动监察部门责任的缺失和不到位。这些年劳动监察部门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对违反劳动法的不法工头进行查处，但清理拖欠工资的境况仍不尽如人意，仍留有不少的“死角”，尤其那些流动性大的工地，更是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在这些地方，不法老板滥施淫威，根本不拿着民工的合法权益当回事，致使侵害行为一再发生。
其次，黑心老板缺失基本的法律意识和人文善意。民间自古以来就有住店付店钱，干活拿工钱一说，可这几年黑心老板就是不拿民工的合法权益当回事，欠工钱似乎“天经地义”，而讨要工资则成了“逆举”。民工们要得紧时，工头们就像“挤牙膏”一样，给点零用钱打发人，要得不紧时，长年累月都拿不到一分钱，受劳动法保护的“月薪制”竟成了“年薪制”，更有甚者，三年五年的要不到自己的血汗钱。黑心老板只顾自己赚钱，全然不将民工的合法权益放在心上，这是一种可怕的社会困象。
再次反映了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不到位，民工维权难难于上青天。或许有人会说，民工维权为何不通过法律途径，干嘛非要“以死抗争”？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试想，民工连基本的生活都成了问题，他们哪里还有闲钱打官司？打官司耗时费力不说，还要支付诉讼费，万般无奈之下，民工们只好选择“以死抗争”的手段，这实属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我们的社会要切实对弱势群体予以足够的关注，不能再让民工自杀讨工钱的悲剧重演。
眼下离元旦春节虽说还有些时日，但民工讨要工钱的问题应该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劳动监察部门不妨来一个拉网式检查，看看是哪些人在拖欠民工的工钱，不要等恶性事件发生后才引起警觉，那样为时已晚。尊重民工生命应成为一种社会常态，不要拿着民工的生命当儿戏，这也是“情为民所系”的具体体现。
人活一世不容易，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势下，谁愿意选择轻生的道路？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清理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及时把拖欠的工资发放到民工手中，只有这样，才能彰显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也只有这样，才能让民工及早走出“以死抗争”的现实困境。民工讨工资“以死抗争”乃文明社会之痛！
申论热点：由温总理讲话风格谈中国古典文化教育失落
12月1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在演讲中，温总理引述宋代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表达中国的文明姿态。
还是在３月１８日新一届国务院领导的首次中外记者会上。在回答关于“工作风格”的问题时，温总理说：“在我当选以后，我心里总默念着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就是我今后工作的态度。”在谈到农业问题，温总理引用《大学》中的一句话说：“生财有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现在在农村倒过来了，食之者众，生之者寡。”
也是在同一场合，在回答台湾中天电视台记者有关两岸关系的问题时，温家宝又徐徐道出辛亥革命元老于佑任的《望大陆诗》：“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远不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６月底，出任总理满１００天的温家宝来到香港，参加香港回归六周年庆祝活动。在出席香港与内地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ＣＥＰＡ）签约的签字仪式后，他发表演讲，又以晚清远近有名外交家、远近有名诗人黄遵宪的七言诗《赠梁任父同年》为开场白：“寸寸河山寸寸金，瓜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次日，在与香港医护及各界人员抗击非典的聚会上，温总理又引用《礼记》中的一句话来勉励大家。这句话是《礼记》中的“上不忧天，下不忧人”。温总理说，这是指要直面，要面对。“我们这个民族现实是越挫越奋、越挫越勇”。
９月１０日，中秋佳节到来之际，温家宝总理来到
国务院参事室和中央文史研究馆，看望参事和馆员。在谈话中，他指出，当领导的要心里想着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真实情况。然后，他又动情地引了唐代远近有名诗人白居易《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中的两句诗：“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
可以这样说，温总理的每一次援引传统经典，言简意赅，爱之深沉，都在老百姓心中掀起一阵温情的波澜和久远的感动。温总理在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曾经说过，他的脑子像computer，这是他在公开场合说的唯一一个外文单词。此后，即便是在外事场合中，温总理也没有说过一句外语。而不说英文的他却喜爱引用古代诗文。唐时当政者对诗文的重视从而培育了民间诗歌的兴盛，在我们的传统经典受到西方文化强大冲击的今天，温总理无疑给了我们维护传统文明的另一种强大的支持。
我们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一直坚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而在当今社会，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追求已经达到了病态。西方人给了我们民主，尊重，平等观念的启蒙，但是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的真正民主和真正平等。我们可以全盘吸收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却不可以全盘吸收国外的文化。有人说中国人缺少一种信仰，而我们共产党人信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吸取了西方传统的古代经典哲学，我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也大量吸取了我们传统的经典哲学。
一个没有传统文明的民族，是一个不完美的民族；而有了传统文明却不知道珍惜的民族，则是一个可悲的民族。
国之坤衰，关乎教育。综观我们的教育，宁可从小学就开始进行英语教育，却很少对我们的未来进行古典文化的启蒙。我们在感叹汉字的博大精深时常常津津乐道于这样一个事实：用联合国的几种官方文字翻译的文件资料，汉文版是最薄的译本。而我们忘了千古绝唱的史书《史记》，只有那么一本，却记载了三皇五帝到汉朝的历史。
我们的传统经典读本中的精华，是我们的先人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断代和失传只能让我们成为历史的罪人。我们的教科书常常拿历代的英雄人物教育我们的孩子，却从不问英雄当年读了什么样的书。“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活水源头来”，而源头水之清甚于渠水，更甚于自来水。
申论热点：严防“占地风”卷土重来
１０月２８日召开的全国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电视电话会议，对下一步加强和改进土地管理作出了部署。会议提出的各项要求，针对性强，符合实际，关键是落到实处。
从去年开始的土地市场治理整顿，目前已取得了成效，但这些初步的、阶段性成效，并不能掩盖一个严峻的现实：在一些地方，违反土地管理政策法规、顶风作案的行为还屡屡发生，在暂停农用地转用审批等“三个暂停”于１０月底结束之后，“占地风”存在很大的反弹可能，应该引起各地的高度警惕。
据报道，今年４月，浙江省政府根据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将龙游县７个开发区撤销了５个，可是一阵风过后，龙游县那些被撤销的开发区如今又开始大兴土木。如城北经济开发区与附近的开发区合并，照常运转，名亡实存；沙田湖开发区在停工一段时间后，改名叫“康庄大道”，现在又是彩旗飘飘、机声隆隆，一派繁忙景象；被撤销的紧固件工业园区，有几百亩耕地占了未用，又去圈占新的土地……
龙游县的情况，绝非个别现象。有人把一些地方变换花样圈占土地的招数总结了几条，其中有“借尸还魂”“化整为零”“丢卒保车”等等。种种迹象表明，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但一些地方发展方式还未根本转变，大量圈占土地搞建设的冲动依然十分强烈；一些地方则在等待观望、蓄势待发，想在整顿结束继续扩张用地。
“占地风”之所以存在反弹可能，原因还有三：一是一些地方政府缺乏依法行政的观念，对中央政策、国家法令，对自己有利的去落实执行，不利的则置之不理、我行我素。二是利益诱惑。低价格征地，高价出让，使土地成为地方政府的“摇钱树”和“第二财政”。一些干部还利用职权，搞权力寻租，官商勾结，以地谋利。三是惩处不力。由于违法占地往往被认为是“从地方经济发展出发”，有关部门对违法案件往往是批评罚款、补办手续了事，难以使违法者受到教育和警醒。
信贷和土地是宏观调控的两道“闸门”。当前，宏观调控正处于关键阶段，如果我们放松土地管理，不仅会引起土地征占更大的反弹，而且乱上项目、盲目投资现象也会死灰复燃，前段时间宏观调控和土地市场治理整顿的成果，也很可能会前功尽弃。
防止“占地风”卷土重来，首先需要各级政府强化历史责任感，切实担负起保护耕地的职责。在土地问题上，我们决不能犯不可改正的错误，贻误子孙后代。严格土地管理是一项长期工作。各地要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的要求，继续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把清理开发区和纠正违法违纪占地的工作一抓到底。严禁违规扩大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严格建设用地审批关。
防止“占地风”卷土重来，需要严格执行土地管理责任追究制度，加大执法力度。实践证明，对非法批地占地、侵犯农民利益的行为，只有严肃法纪、毫不手软地查处，并深挖土地违法案件背后的腐败行为，依法严惩，才能起到震慑作用，违法行为才能得到有效遏制。
申论热点：赵本山以人大代表身份打官司行吗
据《华商晨报》9月6日报道，远近有名笑星赵本山因欠住宅物业费用累计11万余元而被催交，赵本山则对物业公司的服务提出质疑。赵本山说：这个官司我一定要打，我不但要以个人的名义去打，还要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去打，这场官司我一定要打赢！
物业纠纷官司，在法律上属于民事诉讼范畴，民事诉讼法第8条明确规定：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靠背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也就是说，在民事官司审理中，无论原告还是被告，只能以自然人或法人代表的身份出庭“打官司”，而不附带任何其他身份，而且双方身份平等。因此，在民事诉讼中，是不存在人大代表身份的。
如果诉讼当事人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参与诉讼，会令法官感到尴尬甚至为难。因为这时的诉讼当事人有着双重身份：诉讼人身份和人大代表身份。而身为诉讼人，一旦败诉或认为判决结果没有达到自己所认可的状态，就有可能认为是法院裁决不公，这时当事人如果身兼诉讼人和人大代表双重身份，就可能要行使人大代表身份赋予其的监督职能，对庭审法官行使“监督权”。这种监督，无疑就会带有一定的私利和偏见，难以保证公正。
尽管人大代表是受人民委托来行使权力，但人大代表的权力并不是无限的。人大代表的职权范围是由宪法和法律设定的，因此行使相关职权只能在法律范围内依法进行。所以，当人大代表说“我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做某件事情时，就应该先想一想，他所做的事，是否适合“以人大代表的身份”。
其实，以往我们的一些人大代表经常参与一些诸如质检部门的打假行动，有时还代替政府承诺解决某些社会问题，尽管这些做法深受欢迎与支持，但这是一种人大代表角色的错位。因为人大只有立法权、任免权、罢免权、监督权及建议权，即使是上述权力，除了建议权外，也必须是一种集体使用的权力，必须通过所属的人大会议或常务委员会作出决议，以人大的名义来行使权力，人大代表个人无权行使这种权力。虽然人大代表出于善意为居民排忧解难值得称道，但这不属于人大代表固有的法定职责。
申论热点：农业产业化、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
编者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作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本报记者近日就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了深入的调研采访，综合业内人士和专家的看法，提出“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的求解对策。欢迎各界人士参加讨论，对这一问题发表高见。
上篇：农业产业化
市场经济促进生产方式转变
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中央“一号文件”要求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促进种粮农民增加收入。许多专家评价，这是用市场经济的手段鼓励种粮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能力，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重大举措。
中国农学会副秘书长陈建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说，要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就必须让农民能够通过种粮增收，关键则在于提高种粮效益。但怎样才能使种粮效益提高呢？在对种粮实行补贴和减免税等政策支持的同时，根本途径就是走农业产业化之路，实现一升一降，即提升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农业生产风险。实现这一升一降并非易事。比如，提升生产效率要求按市场规律合理配置生产要素，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土地能否自由流转。
中国的改革发端于农村，肇始于土地。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本特征的农村改革，对中国农村发展、解决温饱问题以及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农村土地问题再次凸显，成为目前制约我国农业生产效率的核心问题。只有建立完善的征地制度，实现土地可依法自由流转，才能保证运用市场机制对农业生产资料的合理配置，使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生产能力实现良性互动。
对于土地的征用和流转问题，广东省海丰县梅星村村委会主任徐生辉向记者介绍说，我国法律虽然明确规定只有公益性用地才可由政府征用，但目前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在一些基层地区实际上基本没有区分。这样一来，由于公益性征地的补偿标准很低，征地范围被扩大后，农民在失地之后普遍得不到足够补偿；经营性用地通过政府强制征用，农民得到的补偿也很少，这就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规则。一些地方的不合理征地既造成了耕地的流失，又影响了土地的合理流转。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２月９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征地制度的改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控制征地的规模。必须实行严格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一个是靠背农民的权益，提高补偿标准，改进分配办法，并且在征地时就必须解决好他们的生计问题，包括他们的就业和社会靠背。
农业部部长杜青林特别强调，要把农民对承包土地的“五权”落实到位。他提出，要赋予农民对承包土地的长期使用权；要保护农民对承包土地的经营自主权；要尊重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流转选择权；要保证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收益获得权；要保护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法定处分权。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王小映博士指出，只有真正将农民对承包土地依法享有的各项权益落实到位，才能实现土地依法自由流转。而在实现土地依法流转后，就有可能出现土地向种田大户集中，形成专业化农业生产企业，走向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一部分农民可利用流转金或补偿金进入二、三产业；一部分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可进入农业企业，成为农业产业工人，甚至还可以拥有企业股份。
在大连金州，农民把自家的耕地全部以入股的形式承包给农业科技园区。按照签约，园区每年付给农民每亩２００元的保底承包金，再根据每年的园区农业企业实际效益分红。把土地以承包形式自愿依法流转后，一部分农民可以进入园区的农业企业成为工人，每月领取７００多元的工资；而其他的农民则进入了二、三产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认为，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除解决土地依法流转的问题外，还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关金融支持体系，一方面通过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渠道和合理的农业补贴政策增加农业投入，提高生产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农业保险、农产品期货等金融工具降低农业生产风险。在这些问题上，我国目前的状况还不尽如人意。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中国农业投资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化农业发展对资金的渴求。有关资料显示，截至２００３年６月，全国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余额６９６６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总额８３．８％，但农户贷款覆盖面仅为２５％，多达３／４的农户没有享受到农业贷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关专家在接受采访时分析说，目前我国农户的信贷需求往往规模小而分散，缺少抵押担保且季节性强。因此建立具备工业化生产模式的农业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形成完善的农业金融体系，通过市场化手段建立农业企业信用机制和担保机制，从而形成以民间投资为主体，国家财政性投资为引导，信贷资金为支撑，外资、民资和资本市场资金等各类资金多元化投入的农业投融资体系。
有专家还特别强调提出，农业企业不应该也决不能过多依赖国有资本投资，民营资本应成为农业企业外部投资的主要来源。随着“一号文件”精神的贯彻落实，政策环境将为民资进入农业企业提供巨大商机，民营资本大举进军农业的历史性机遇已经来临。
据安徽省工商联最新统计资料显示，２００３年安徽省确定的１２０家省级农业龙头企业中，有５７家是民营企业，占４８％。民营企业投资农业势头正劲。而收益预期也颇为看好。今年２月以来，江西民营企业在湖南省投资兴建的牛牛乳业公司销售网点迅速扩大，总订单达到２万余户，新增牛乳订户８０００户；同时带动当地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数千名青年农民成了企业的员工。
“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要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对于农业补贴问题，美中商业与贸易委员会主席麦芮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际上农业补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农业资金支持方式。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对农业生产的补贴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很大部分落在流通环节上，而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却得不到资金支持。中国政府建立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是非常积极的举措，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可以充分合理利用世贸协定中的“绿箱”政策直接对农户进行补贴，而同时应尽快减少对流通环节的补贴，因为这是与世贸规则相违背的，容易造成农产品贸易的争端。
对降低农业生产风险有着直接和重要意义的农业保险体系在我国还相当脆弱。有调查表明，近２１年来，农业保险累计保费收入仅８３亿元，而赔款支出就达７０．４亿元，２００２年更创下新低，收入仅为３．３亿元。农险市场的供求格局一直呈现出相反的情况，一边是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业务下降，另一边则是迫切需要保险的农户无处投保。就保险公司不愿涉足农业险，人保财产农业保险部王亚明向记者介绍说，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往往严重亏损，一般而言，如果赔付率超过７０％，保险公司就会出现经营亏损。而从１９８２年到２００２年的２０年，该公司农业保险的赔付率是８８％。
对此，美国南方保险基金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帕特里克提出，中国有关部门应重组农险体系，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在立法、税收、再保险和农业风险基金等方面给予支持，并完善农业再保险机制。国际上的一些现行做法可资借鉴。比如，美国由联邦政府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在中央建立再保险基金，负责向开展农作物保险的保险人提供超额损失再保险，再保险责任按赔付率分段确定，这样既向各私营农作物保险公司提供超额损失再保险，又使农作物保险公司的盈利水平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
大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朱玉辰还提出通过期货市场来降低农业生产风险。他说，期货市场具有风险转移功能，农产品生产易受气候条件的影响，风险性强，通过期货合约，可以保证农业生产者的利益，把价格风险交给市场资金承担。而通过农产品期货市场，可以发现市场价格，促进全国统一价格的形成，为市场提供避险渠道。朱玉辰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存在很大程度的缺位，棉花、玉米等农产品期货品种还没有引入期货市场。随着粮价的全面放开，加上农业直接补贴政策的实施，将为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展和作用的发挥提供新的契机。
接受采访的专家们指出，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对我国农业产业化是一个最大的契机。尽管还有不少难题，但农业产业化这条路非走不可。
中篇：农村城镇化
生产方式的转变提升生存方式
中央“一号文件”将开启农业发展的新时期，使中国农业走上产业化之路。未来若干年，历史机遇将催生大批农业生产企业，而随着农业生产实现企业化运营模式，农业产业链条将进一步延伸，在广大农村形成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各类农产品加工企业，以及相关服务业公司。而农村企业的大量出现，将促使原本分散的自然村落逐步结合成为新的生产和生活群体，形成城镇，逐步实现农村人口在本地向城镇人口转化。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样两组数据：
其一，我国农村低技能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伴随农业的快速发展，农村产生大量富余劳动力。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研究提出，我国农村现有３．３亿农业劳动力，其中富余劳动力约占１／２，大约１．６到１．７亿人。
其二，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１９９７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为２０９０元，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５１６０元，两者的收入差距为１∶２．４７；２００３年农民的人均收入为２６２２元，城镇居民为８５００元，差距已扩大为１∶３．２４。
有关专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这两组数据集中反映了目前我国城乡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两大突出矛盾。一方面，城镇的发展需要补充大量劳动力，但是相对农村为数巨大的富余劳动力来说，城镇的吸纳能力显得相当有限，致使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游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另一方面，农村与城市间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这使得农村与城市的差别也随之增大。而解决矛盾的有效方法就是大力推进农业生产的企业化运营，使农村的产业链从种植业向二、三产业延伸，形成以农业生产企业为基础的各类农业加工企业和与农业相关的各类服务企业，促进广大农村向城镇化的方向发展。
据了解，在苏州、无锡等地农村，民间资本、工商资本和外资大量投入农业企业。台湾永丰余纸业公司投资３００万美元建起了永丰余高科农场。江阴兴澄钢铁集团投资５０００万元兴建的荷斯坦奶业公司，带动农户发展了３万亩青玉米和牧草，农户每亩可有１６００元的收益，效益远高于传统种植业。据统计，江苏这样的农业企业目前已有１．８万家，投资总额累计达１８６亿元。其中民间资本占６７％，工商资本占２０％，外商资本占１３％。随着农业生产方式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变，苏南地区城镇化率已超过６０％。
随着土地的可自由流转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大量的农民将从田间解放出来，不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是进入农产品加工、深加工企业以及相关的服务性企业，有利于形成“农业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产品流通企业－农业服务性企业”的农村新型产业结构，而农村城镇化则是农业产业化的必然结果。
山东济南龙大集团董事长宫学斌认为，为适应农业规模生产和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龙大集团作为农业企业自己办农场，雇佣农民做工，相对于过去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生产能力显著提高。而农业生产的企业化经营则带动了农村城镇化。
据了解，龙大集团旗下２４家子公司形成的工业园区占地１０００多亩，周围的４个村庄，都包容在工业园内。因此，龙大工业园也同时是一个独特的新型城镇。城镇的居民主要是农民为主的龙大职工和家属，达１．６万人之多。而依托龙大集团的农业企业，许多村民从事餐饮、商业、运输等第三产业。城镇的南北主道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商业街，供排水系统、马路、公共设施、娱乐场所等都一应俱全。
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副会长王广宁表示，近年来一些农业产业化发展较快的地区，农民成立了农机专业化服务企业。这些企业的农民经过职业培训后，集中使用农机为农户服务并收取费用。这些具有不同专业化分工特点的农业企业和农业服务企业集中到一起，就形成了具有一定产业结构的城镇。
山东省长岛县有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山东省长岛县原来的海产捕捞业和养殖业都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生产效率很难提高。近几年来，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长岛县出现了大量专业化、规模化的企业。一些企业专门投资从事近海养殖；一些企业专门出租出海渔船和捕捞设备；还有企业有意投资兴建风力发电站。农业产业链的延伸使长岛县发展了独具特色的龙头农业企业和农业服务企业，并通过企业优势互补聚合形成了一些集海产品养殖、捕捞、机械、旅游等多种产业为一体的新兴城镇。
美国得克萨斯州地区性农业企业发展中心主任洛克向记者介绍说，得克萨斯州作为美国的主要产粮地区，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就是按照农业产业化带动农村城市化的方式发展的。其间主要有两项政策，一个是种植鼓励计划。农户耕种的土地越多，享受的各项补贴额度就越大，相应的资金、保险的支持程度就越高。另一个是农业企业促进计划。政府同时鼓励建设专业性强的农产品加工和深加工企业，在得州从事农产品加工的企业同样可以在销售环节上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在这两项政策的影响下，相当多的农户都将土地卖出，用获得的钱投资兴办农业加工企业。而购买了别人土地的农户则通过大规模的机械化耕作，降低了农产品生产的单位成本。最终，随着农业企业种类和层次的增多，形成了一个个以产业链为纽带的城镇，并逐步融汇成为以农业为基础产业的城市群。
专家指出，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村城镇化，将改变农村居民的生存方式，大大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城镇化”与“产业化”相辅相成，共同构成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石。
下篇：农民市民化
生存方式的提升缩小城乡差别
解决“三农”问题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随着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国农民将通过两条途径成为市民。进入大城市务工的农民工以产业工人的身份在城市安家落户；更大量的农民则在自然村落逐步向城镇聚合或转变的过程中，以农村各类企业职工的身份在家乡过上市民生活。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中国农学会副秘书长陈建华认为，这从根本上明确了城镇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身份定位，靠背了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农民工在城镇工作，集中在商业、建筑、餐饮等行业。通过在非农产业劳动换取报酬，实际上已经成为真正的产业工人。
美中商业贸易委员会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约瑟芬里克指出，随着中国农业产业化的不断发展，农村必然会出现大量农业加工和服务性企业，同时，更有大量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厂，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为离开土地的农民提供社会靠背是一个关键问题。目前相当多的中国农民是在干城镇工人的工作，却无法将自己的生活方式转变成城市的生活方式，在城市没有“家”，是城市里的“农民”。他说，从身份上说，不该有农村人和城镇人之分，而应把所有的劳动者都看成产业工人，其中一部分从事农业生产，一部分从事工业生产，另外一部分从事服务业工作。全社会的劳动者只有分工的区别，都可以享受社会福利和靠背。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王思斌认为，有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具体政策，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入城镇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简化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工的各种手续，防止变换手法向进城就业农民及用工单位乱收费。要加快解决及时兑现进城就业农民工资、劳动条件差、子女入学等问题，并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还有专家指出，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过大，因此推进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郑功成教授提出，逐步建立较为完善的农村社会靠背体系也是推动农村城镇化的重要环节。在我国，社会靠背制度长期以城镇居民为主，农民较少受惠于国家社会靠背制度。近些年来，农村不仅未能像城市一样确立新型的社会靠背制度，而且以往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已基本解体。如果不尽快建立农村社会靠背体系，农业企业的大量出现就不可能，农民更不愿意离开赖以为生并有“最后保险”意义的土地。
有关研究预估，到２０３０年，中国农村人口中６５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１７．３９％，而城镇的同一指标为１３．１％。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同时，农村的家庭靠背功能也因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子女外出务工而持续削弱。有关专家建议，要分类分层解决农村居民的社会靠背问题。具体内容包括通过加快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进程，逐步实现城乡最低生活靠背制度一体化，消除济贫政策中的身份歧视；完善乡村救灾制度；分类建立医疗靠背制度，包括医疗社会保险、合作医疗，以及必要的乡村医疗救助；发展多种形式的民间扶贫济困活动，将乡村慈善公益事业作为重要的补充靠背机制，并根据农村居民的需要和保险市场的竞争发展，推动农村商业保险的发展。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在一些地方，进入企业工作的农民在离开土地的同时就地纳入社会靠背体系。例如，四川成都农村已经开始建立农村社会靠背体系，努力使大量失地农民参加社保、医保。根据规定，成都农村进入企业的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标准，将参照城市养老保险办法执行。当地有关部门还预计，到２００７年，成都城市化率将达到４２％，大量农民将以产业工人的身份成为市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宋泓博士提出，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还将改变农民的收入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无论是进城务工的城市产业工人，还是不离土不离乡的农业产业工人，都将通过工资的形式领取劳动报酬，通过商业环节采购生活资料，通过城镇基础设施享受市民生活的权利。比如，农民可以通过土地使用权的有偿流转获取相应的择业资本，农业工人不必一家一户卖粮卖菜承担市场风险，生产效率和收益的提高换来消费水平的提高，粮、肉、菜等生活必需品实现商品化，子女入托入学、有病就医以及养老方面，依靠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一句话，要让农民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以浙江省平湖市为例。这里近年先后吸引外资、民资和各类工商资本近３亿元，创办了许多涵盖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诸环节的农业企业。大量农业企业促使农村聚合发展成为城镇，平湖２８６个行政村撤并到了１３８个，城镇化水平提高到４３％。同时，在这些新兴城镇还建立了劳务市场体系，农民通过劳务市场得到技能培训，通过就业服务进入农业企业，领取工资并进行各种生活消费。此外，平湖还建立了城乡一体化的社会靠背制度，把农村各类经济组织、农业企业、个体农民工商户统一纳入养老保险范畴，并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农民进入养老保险。
实现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是一个伴随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艰巨的历史过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农业增长方式将发生根本转变，农村产业结构将日益趋于优化。而２０多年前曾经创造奇迹的中国农民，将全面享受中国公民的权利，并将再次创造从生产到生活的飞跃，书写解决“三农”问题的历史。（王海征张心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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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重庆华图）
